摘　要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用的是“学科模式”，而发达国家地区大多采取的是“中心模式”。“学科模式”可能不利于一流的科研创新,但“中心模式”不一定能承担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使命。今后，“双一流”建设既要坚持“学科模式”，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也要借鉴“中心模式”，跨越学科、高校、行业组建研究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凝聚一流的研究力量，实现一流的科研创新。

 

关键词  “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模式；中心模式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打造更多学科高峰，促成一流大学的建设。”“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也提出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在教育部最后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建设对象也都是单一高校的单一一级学科。显然，无论是文件政策，还是“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和实践，都表明了我国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思路，也表明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模式就是“以一级学科为平台、以一流学科为基础”。本研究将这一模式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级学科”模式，简称学科模式。

 

　　当前，“双一流”第一轮建设即将期满，2020年目标的实现迫在眉睫。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有必要对我国“双一流”建设思路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进行反思，我们的模式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际趋势？下一步的方向在哪里？

 

一、学科模式之外：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心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区普遍重视和加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达国家地区的国际行动

 

　　1. 德国以“卓越集群”为基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德国2006年启动了旨在建设精英大学的“卓越计划”。经过两期的建设，该计划2019年升级为“卓越战略”。“卓越计划”设计了“研究生院”“卓越集群”“未来构想”（即面向未来的高校整体发展方案，参选高校要提出如何将本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方案）三类资助项目，由高校自主申报，获批“未来构想”项目的前提是至少获批研究生院和一个卓越集群。“卓越战略”实施后，项目设计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资助“研究生院”，同时将“未来构想”改名为“卓越大学”，入选“卓越大学”的前提是获批两个以上“卓越集群”。目前，德国共有34所高校获批了57个卓越集群，10所高校和1个高校联盟入选“卓越大学”。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尽管项目设计发生了变化，但是“卓越集群”保持稳定，可看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

 

　　2. 澳大利亚ARC“卓越中心”引领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于2003年启动了“卓越中心”建设计划，面向高校或科研机构建设高端研究中心。该计划实际上是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资助计划（NCGP）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获NCGP资助规模最大的项目。到目前为止，ARC在高校内共资助建设了5批、覆盖14所高校的53个中心。ARC卓越中心的目标就是促进高校、政府、企业及私人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集中澳大利亚现有最精英研究力量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建立并发展国际合作的研究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虽然没有明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但是政府在高校对卓越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实也就是在建设澳大利亚的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14所获资助的高校全部进入ARWU全球500强，占其国内高校前20强的70%。在研究型的“八校联盟”高校里，来自ARC的资助占到总体资助的60%~80%。可见，卓越中心实际上起到了引领澳大利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作用。

 

　　3. 日本从卓越中心到全球顶尖大学的建设轨迹。日本文部科学省2002年实施了“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资助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国、公、私立高校在数十个学科领域建设研究中心。2007年，“全球卓越中心计划”取代“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申请该计划的高校要建立一个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在跨学科、复合新兴学科方向上进行世界水平的高度创造性和先锋性的研究，以培育日本未来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领军人才。在两期卓越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日本又于2014年启动了“全球顶尖大学计划”，即以高校整体为建设单位，对优质顶尖或具有鲜明特色的入选高校进行以国际化为目标的全面改革，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从时间序列来看，日本三个计划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显然是“先中心、后大学”，以卓越中心为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比较清晰。

 

　　4. 丹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UNIK中心。2007年，丹麦科学、技术和创新署推出“大学科研投资资本计划”（UNIK），强调高校不仅要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更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该计划通过在高校内投资建设研究中心，推动丹麦至少一所高校跻身欧洲前十。2009年，UNIK最终确定资助四个研究中心，每个中心获得1.2亿丹麦克朗的资助。UNIK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鼓励高校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型跨学科、高风险的研究中心，并以此引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其实在此前，丹麦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高校里设立了大量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均为丹麦的一流大学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5. 瑞典林奈中心引领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林奈（Linnaeus）中心计划”是瑞典研究委员会2005年批准的卓越研究计划，并与瑞典环境、农业科学和空间规划研究委员会共同负责组织实施。该计划鼓励高校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并以研究中心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瑞典研究委员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批准了40个“林奈中心”，涉及医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四大领域。在甄选标准方面，“林奈中心计划”在注重研究总体质量与未来潜力的同时，特别强调中心的跨学科合作、与其他高校或机构的协同合作。

 

　　从上述5个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来看，除德国外，均大致可以说是以研究中心为基础，或者说是由研究中心引领、支撑，本研究将这一情况称为“基于研究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简称中心模式。在这里，日本是先建设卓越中心后建设整体的一流大学，在时间轴上历时性地遵循了这一模式，而我国台湾地区从计划I的“一流大学+顶尖中心”双线建设转向计划Ⅱ的仅仅建设研究中心，则更加鲜明地表明这一模式的“感召性”。

 

　　实际上，德国的“卓越集群”在本质上也非常接近研究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卓越集群是面向高校以项目方式资助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领域，所以集群是超越学科的，由若干学科的教师集合起来的一个研究团队，瞄准的是重大的、前沿的、国际领先的课题。可见，集群实质上是针对重大问题组建起来的、研究导向的跨学科科研团队，这与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将卓越集群也纳入到研究中心的类别之中，不再单独列出，并认为德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遵循的也是中心模式。

 

　　受资料所限，本研究不能详尽列出其他国家的情况。而且因为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很多国家也并没有国家层面、统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动或计划。所以本研究并不敢认为所有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遵循的都是中心模式，也并不排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建设模式，但是本研究仍然坚持中心模式可能是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流模式。因为除上述国家之外，笔者在美国、芬兰、挪威、新加坡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也看到了中心模式的影子或影响。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的“科学技术中心”（STC）就是以高校为基地，联合国家实验室、工业组织和其他部门的研究力量，不但成功地创新了基础科学、解决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支撑、引领美国高校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又如芬兰和挪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国家层面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虽然没有明确这些计划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但是至今90%的研究中心都是依托精英高校建设。又如新加坡政府2007年推出“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已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共建成了5个研究中心，其宗旨就是依托新加坡顶尖高校创建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以吸引、保留并支持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推进一流的科研创新，该计划支撑和引领了这两所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二）“四跨一导向”：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共同特征

 

　　纵观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研究中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本研究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四跨一导向”。

 

　　所谓“一导向”指的是“问题导向”，这是从研究方向来说的，即研究中心是针对问题、依托问题、建立在问题之上、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实际上很多研究中心是直接以问题来命名的。如澳大利亚2017年立项建设了9个ARC卓越中心，其名称分别为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人口老龄化、未来低能耗电子技术、极端气候、工程量子系统、量子计算与通讯、引力波等。显然，这些名称正是ARC研究中心所聚焦的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均是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重大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所谓“四跨”是指跨学科、跨学校、跨界别和跨国。“四跨”是从学术视野、力量构成和关系网络来说，指的是研究中心并不局限于单一高校的单一学科，而是跨越多个学科，并从多所高校和多个界别（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业和NGO等）中组织研究力量、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实质性科研合作。

 

　　首先，研究中心基本超越了一校一学科的范围。所有的研究中心都组建了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而且他们大都突破了一所高校的范围。有的研究中心是以一校为主、从其他高校中引入力量。如新南威尔士大学2017年入选的“ARC量子计算和通信技术卓越中心”，就是由澳大利亚7所大学的20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共同致力于世界领先的量子研究以及开发完整的量子系统；有的研究中心则是由两所以上的高校合作、联合申报并共同建设的。如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在第二期“卓越计划”中被淘汰，但2019年凭借两个跨高校组建的“卓越集群”重新入选“卓越战略”：一个是与海德堡大学建立的“3D设计材料中心”，采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相结合的高度跨学科方法，专注于分子材料、制造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是与乌尔姆大学组建的“锂之外的能源存储中心”，汇聚两所高校优秀的电化学家、材料科学家、理论建模师和工程师，发展锂之外能源存储技术的实际应用。

 

　　其次，研究中心基本上是跨界的。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时代，高校已经失去了知识生产的垄断者地位，可能进行知识创造的场所大大增加，知识生产从高校“溢出”到政府专业部门、企业实验室、咨询机构等等。实际上，几乎所有上述国家地区的研究中心都跨越了高校这一界别，他们往往联合了科研院所的力量，一些还与政府、产业部门开展合作共建，形成了“三螺旋”、甚至“四螺旋”式的创新中心。如瑞典理工学院的“流体中心”，共有43个合作组织，包括25所国内和国际高校、8个国家实验室、10个行业合作伙伴。其中作为核心方向之一的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过渡性方面的研究，便是与空客公司和斯堪尼亚公司联合开展的。

 

　　最后，研究中心还基本上是跨国的。上述所有国家地区的研究中心都开展了国际合作，更有一些国家明确要求与国外机构联合建设中心。如澳大利亚ARC卓越中心计划特别规定，申请研究中心的机构必须联合一个或多个国外顶尖高校、研究机构或企业等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学术关系网络，推进国际前沿问题的研究。2017年建设的9个卓越中心，总共与27个国家的机构进行了合作，所有中心至少与4个以上国家的机构进行了国际合作，大多数中心跨越了7个以上国家。如新南威尔士大学的“ARC极端气候卓越中心”，就汇集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英国气象局等众多国外顶尖组织。

 

　　显然，研究中心正是通过瞄准跨学科的重大问题，突破一校一学科的局限，通过“四跨”在更大范围和视野内凝聚起世界一流的精英力量、开展世界一流的研究，从而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并支撑和引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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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还是中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可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上，我国选择的是学科模式， 即以单一高校的单一一级学科为对象建设一流学科，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大学。发达国家地区遵循的则是中心模式，即以建设“四跨一导向”的一流研究中心来引领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两种模式的形成不是“无中生有”，必有其现实依据和历史逻辑。这种分野可能与中西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力度、规模有关，也可能与不同体制下高等教育管理的路径依赖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是与不同地区科学发展情况和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快慢有关。更重要的是，两种模式的背后均有无形的精神意志力量的支撑，他们根植于不同环境的传统文化之中，均具有相对各自环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两种模式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因为资料有限，笔者在这里不妄加推测，只是想在一个平面上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做一简单的比较分析，以便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反思我国的学科模式提供一个参照的“镜子”。

 

　　（一）中心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1. 中心模式迎合了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科研导向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是科研导向的一流大学，强调的更多是一流的科研水平，这从国际上几个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如U.S. News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基本上是科研指标（研究声誉、刊物、论文、引文、会议、出版物等），几乎没有涉及人才培养。泰晤士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与科研相关的指标所占权重几乎达到了70%，即使在教学及其他方面的指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科研紧密相关的博士生教育和知识转化等。“世界大学排名以科研为导向，科研成果权重远远高于教学与社会服务权重。”实际上，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其教育最发达和最领先的部分也是与科研紧密联系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而不是占高等教育规模主体的本科教育。有实证研究表明，鲜有证据或资料显示世界前10名的大学在力争构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或宣传自己的本科教育居于世界一流。所以，即使如哈佛大学一般的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也被边缘化、虚化，成为了“失去灵魂的卓越”。研究中心是按照研究的需要来组织、以研究为本职的机构，以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来支撑世界一流大学，显然凸显了世界一流大学对一流科研的追求，这与西方科研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上述研究中心“四跨一导向”的特征也正契合了当前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要求。自1970年末以来，人类社会的知识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知识和经济的双重转型。在经济方面，因为知识的深度融入，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知识，“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蓬勃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模式被广为推崇，甚至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在知识方面，因为政治、经济多方面原因，知识生产的经费愈益倚重外部的市场和社会，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从“求真”向“求用”转变，越来越注重应用的目的，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常态，知识也越来越从不接地气、纯粹的“真理”向追求能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业的“用理”转变，“创新日益以组织或机构范围间的协作与合作为特征，创新活动需要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共同参与、协同作战”，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相互作用成为创新系统运行的核心。显然，“四跨一导向”的特征，正是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要求的具体体现。

 

　　2. 中心模式不一定能承担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使命。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首要的政治使命。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根本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站在“四个服务”的高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显得更加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成为高校的中心工作，即大学的首要功能依然是培养人才，任何偏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大学将不再是真正的大学，立德树人成为高校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成效成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可见，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导向和过分重视研究生教育、相对轻视本科教育根本不同的是，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人才培养应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心工作。

 

　　研究中心是针对重大问题、以科研为导向组织起来、按照科研的逻辑运行和管理的研究组织，它可能适合培养小规模、精英型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层次上的一流学术人才培养，但不一定适合学术层次更低、规模更大的本科教育。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学术研究为直接主要目的和任务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它仍然需要为学生提供相对系统的学科教育、培养学生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基础，而这显然是以科研创新为目的、以“四跨一导向”为特征的研究中心所无法提供的。与中心模式相比，我国学科模式的最大优势可能应该体现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人才培养上。

 

　　一方面，从学科的知识层面来看，我国的一级学科作为学问的分类，是根据学理逻辑划分设置的认识领域和知识体系，符合人才培养的需要和认识成长的规律。教育部颁布的无论是专业目录还是学科目录，主要考虑的都是人才培养的需要。如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被明确为是“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也指出其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一级学科是“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显然，与中心模式建立在个别研究方向之上、探索零碎的前沿知识相比，一级学科则覆盖和拥有相对稳定、系统的学科知识，学科模式用一级学科承载的这种知识体系去培养人才、特别是本科层次的人才，可以让学生较快地形成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结构。

 

　　另一方面，从学科的组织层面来说，学科在我国不只是认识的领域和知识的分类，还对应着高校的院系设置、岗位编制、资源分配等，成为社会建制、资源利益意义上的实体单位，学科以及建诸其上的院系是高校的基本组织单位和履行高校各种职能的基本平台。与研究中心从事不断创新、变化、灵活的科研相比，大规模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是系统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不但需要覆盖学科全部知识领域的课程和师资，也需要教学工作、学生工作、资产设备、后勤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更需要相对稳定组织形式和管理协调平台。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院系相对研究中心也更具人才培养的优势。

 

　　（二）学科模式可能不利于实现一流的科研创新

 

　　学科是高校组织的细胞，高校无论产出何种产品，或者说履行哪种职能，都要通过学科、在学科中完成。今天，不管学科如何交叉，不管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如何发展，国内外的高校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学科之上，院系仍然是以学科为框架进行设置，即使是选择了中心模式的发达国家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如此。所以，建设了一流的学科，自然就建设了一流的大学，通过建设一流学科来建设一流大学的学科模式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我国的学科模式建诸于单一高校的一个个一级学科之上，可能与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要求相悖，不利于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有的一流科研创新。

 

　　1. 今天知识生产的情境日益从学科走向应用。在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今天，科研创新的水平不再只是科研成果在学术共同体内、以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等为代表的学术影响，还要看重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以贡献和效益为代表的社会影响，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越来越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向，知识生产越来越从过去基于单一学科的学科理论探究转向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研究转变。

 

　　学科是根据科学认识的学理逻辑进行的分门别类，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遵循的更多是认识的学理逻辑，并不关心现实的需要和问题。即使是“如化学工程、航天工程或最近的计算机科学”等应用工程学科也是如此。因为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只是新的知识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他们仍然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学科模式基于单一的一级学科，在实践中可能会强化科学研究的学科导向和一级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科研创新，这显然不能适应今天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要求和特点。

 

　　2. 学科模式局限于一校一学科的力量，很难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目前的学科模式实际上是依靠一校一学科的单薄力量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但割裂了校内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纽带，而且还在高校之间激发竞争、阻碍了校际之间的联合和合作。另外，这种模式也还仅仅是立足于高等教育界和国内的视野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直接忽略了知识生产模式Ⅱ时代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非高校机构的知识生产力量，也忽略了在国际范围内跨国跨校的联合和合作。显然，相对于中心模式来说，基于一校一学科的学科模式视野太小、范围太窄，依靠学科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显得力小任大，力不从心，而且还造成了校际之间力量分散、单兵作战，甚至同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精英力量还互相竞争、各自为战、难以聚合，很难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精英团队，很难在科研创新上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

 

三、“学科+中心”：“双一流”第二轮建设的可能方向

 

　　可见，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根植于不同的环境，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追求，没有对错、高低之分，但是不同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可以相互借鉴。笔者认为，下一阶段“双一流”建设要在坚持学科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地区中心模式的经验，加强“四跨一导向”研究中心的建设，在更大范围组织世界一流的研究力量，形成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以一流研究中心实现一流科研创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格局。

 

　　（一）要坚持以一级学科为基础，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本科人才

 

　　中心模式是科研导向的模式，其在培养小而精、研究型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研究中心却无法承载规模更大、更为基础的本科教育，这可能也是西方一流大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而本科教育相对平庸的原因。但是长期以来，受西方科研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并不很突出，甚至本科教育在学科建设中还长期缺席。如据有关统计，我国26个省份中有近1/3的省份出台的“双一流”政策文本并未对“人才培养”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在考核评价上要么没有相关的考核表述，要么所涉及的考核指标较少。在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上，校院两级分管学科建设的领导基本上不分管本科教学。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前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估内涵基本上没有覆盖本科教育。

 

　　2018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任务”。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使命，就要坚持学科模式，充分发挥一级学科知识体系系统完整、学科组织稳定的优势，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学科，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要将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改变纯粹科研导向的“双一流”评价考核倾向，在建设目标、任务和评价指标上明确人才培养、特别本科教育的内容，突出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的评价和考核。

 

　　（二）一流学科要牵头成立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推动一流的科研创新

 

　　虽然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具体落实到一个个一级学科之上，但是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公布的建设方案来看，无论是一流大学的建设，还是一流学科的建设，大部分高校是以单一一级学科为领头学科，组建了多个学科参加的学科群。显然，这种学科群的建设思路体现了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跨学科生产的现实要求。但是在我国高校，学院大都是建立在单一的学科（主要是一级学科）的基础之上，高校又是以学院为框架来管理的，人财物是以学院为单位来配置，建设学科群在客观上存在学院组织的壁垒。这样，很多情况下学科群难以找到有力的实体支撑和组织依托，没有了明确的主攻方向，最后停留在方案上、流于一纸空文，“双一流”建设很多情况下仍然局限于单一一级学科的平台之上。

 

　　笔者认为，为了真正支撑学科群建设、实现一流的科研创新，应借鉴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中心模式，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由单一的一流学科牵头，依托一流学科引领的学科群来组建实体化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开展跨科研创新。这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实行一级学科和研究中心“两条腿走路”，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培养一流人才，以跨学科中心来开展一流科研创新，共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要通过“四跨”在更大范围组织研究力量，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精英团队

 

　　世界一流大学是世界的一流，而不是国内的一流，是要在国际上进行竞争，而不只是在国内的比较。显然，要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们就要根据知识转型后知识生产的新特点，打破目前这种依靠一校一学科单兵作战、力量分散的局面，打开最大的视野、尽最大的可能，组建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英团队，进行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我们要打破学科边界，鼓励多学科、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研究；要打破高校的围墙，鼓励校际联合申报，鼓励学科联盟或高校联盟共建一流学科和研究中心；要打破行业边界，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的跨界联合，构建“三螺旋”、甚至更多螺旋的创新模式或系统；我们还要鼓励与国外顶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引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整合世界一流资源，做到真正的世界领先世界一流。

 

作者

 

刘小强，南昌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江西南昌　330032

 

蒋喜锋，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0期第2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