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科建设是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在前期快速发展基础上，高校更应讲求学科建设的时代性（如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性（如人才培养）和递延性（如精细化管理）。“十四五”期间，高校应该着重关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同、研究方向的稳定性与开拓性的统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融合，要通过发展绩效与责任机制的贯通，以及条件支撑与重点战略的配合来充分释放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目前，高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执行过半，2019年将逐步进入新一轮的“规划时间”。作为“十四五”起点的2021年，既是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节点，也是面向2035年“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的起点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已经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研究编制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可以预见，本次五年规划将呈现出与中长期规划“历史性交汇”的典型特点。

 

学科水平与高校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相关关系，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校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1]办学者常说：“办大学就是办学科”，这也决定了学科建设依然是高校“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2]在高等教育整体运行范式，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绩效评价机制及校院两级关系等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的前提之下，各高校必将坚持走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发展之路。为此，提前谋划“十四五”期间的学科规划，对于各校学科生态系统的特色化发展，推动“双一流”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在综合考虑若干重点高校近年来学科发展态势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经济产业等宏观背景基础上，笔者认为以下五方面是高校制定“十四五”规划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同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体系的突出位置，随后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也提出了若干重大举措。强化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体现出时代性、前瞻性、战略性，我国顶尖高校应对此做出有力回应。尽管基础研究与基础学科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基础学科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指向，其发展既是高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源泉，还承担着科学通识教育、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文化营造等“软功能”，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开放进程的加速，高校愈发重视应用学科发展，教师也更倾向于投身市场性更强的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不断向创新链的后端延伸。虽然政府和高校都有清醒认识，但现实情况却是除了部分传统基础学科优势高校，大部分高校都存在“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的倾向。

 

在国际科技竞争的日趋加剧，尤其中美贸易战不断演化升级，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打压的背景下，科技界、教育界愈发清楚基础研究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构筑基础研究先发优势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十四五”期间，各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应重视基础学科发展，以问题为导向协同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同时也要破除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充分发挥学科生态系统的整体竞争力，真正实现学科交叉或实质性跨学科研究。当前，高校重视基础研究既有宏观政策的激励（可以拿到更多的发展资源）的有利条件，也可以超脱于原有学科/院系体系而实现学科链条的协同化。

 

稳定方向与前沿开拓的统一

 

由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现有学科发展基础等差异，当前我国高校所开展的前沿方向研究与国外一流大学存在较大的不同，二者孰优孰劣尚不能给出定论。但是，当前我国学科建设确实存在新兴学科方向涌现不足、研究方向的前沿性欠缺、交叉性偏弱等问题，同时高水平人才队伍的缺失、平台建设进展缓慢、交叉研究和探索式研究项目支持力度较小等情况进一步制约了我国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学术界普遍反映，从事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团队、平台、项目在传统学术评价机制下很难得到充分支持，相对固化的传统学术共同体机制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科方向已不单单关涉科学研究进展与突破，并且逐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学科方向的选择，可能影响一个学科甚至整个学校在某领域的影响力和资源获取能力，甚至从长远看将影响高校的整体创新实力与水平。

 

在国家走向全球科技创新前台或“无人区”的进程中，我国总体科技发展战略必然是“同步领域弯道超车，前沿领域下先手棋，陈旧领域果断放弃”。高校作为创新资源的重要聚集地，应积极响应国家发展需求，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开展高质量的学科建设，这关键在于协调好稳定学科方向和开拓前沿领域的关系。

 

具体来看，高校“十四五”学科规划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全然不顾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一味坚持传统学科方向，保持学科发展体系的高度稳定性；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完全抛开优势学科、优势方向之基础而忽左忽右，盲目探索新方向、新领域。我们建设高校规划应积极争取传统方向与新兴领域的中间灵活地带，力争通过获得重大资源支持、搭建学科发展平台、引进并培育相关领域的高质量人才队伍，激发学科发展内生动力，并使其扮演融合多方、孵化前沿、活跃学科系统的功能，在保持现有学科生态体系稳定与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研究方向的深入稳定探究与前沿新兴方向的开拓探索并举，创新学科发展范式。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融合

 

学科建设的内涵丰富多样，目前我国学界并未对此形成相对统一认识，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包括学者队伍、学术成果、学生质量、学术声誉等多个维度。[3]事实上，我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存在一定割裂，这也是中国一流学科与国外一流学科的重要差距之一—不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4]当前，真正在实践上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的情景少之又少，这反映在各种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中，这与我国高校不直接或不完全面向社会、市场、学生及其家长这个“客户”办学有较大关联。[5]人才培养作为高校最基本的职能与使命不容轻视。我们注意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所开展的学科评估，事实上已经把人才培养放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重要良好导向。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高校“十四五”规划若不将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提到突出位置，继续恶化人才培养的现实环境，将极大动摇高校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将严重影响优势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当前，高校逐步将人才培养纳入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未来学科评估也将着重考察教育教学质量，但仅仅如此并不能满足社会、市场、学生及家长对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

 

具体来看，高校“十四五”规划应强化学科、科研、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制度顶层设计；创新教育教学评价考核，包括改善教师评价考核和严肃培养质量要求，前者旨在解放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以保障其充分参与人才培养活动的可能，后者旨在规范教育教学活动以提升过程质量。

 

发展绩效与责任机制的贯通

 

高校是松散结合的联盟型组织，映射到学科建设上可能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是学科发展责任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即较少有人愿意承担学科发展的风险与挑战，缺乏责任担当意识。学校领导者权力覆盖面宽，政治号召、愿景激励、战略规划的权威在自上而下传达中层层衰减，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影响基层学术组织和全校师生的行为模式。院系领导者具备较强的学科归属关系，尤其是在一个院系拥有不止一个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加之任期制的影响，其责任机制状况取决于个人素养的情况较为普遍。

 

当前，“院为实体”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实践，使得院系逐渐成为配置重大资源的权力中心，但在院系内部的学科之间较为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以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为主的分配模式仍占多数。为进一步实现学科建设的发展绩效与责任机制贯通，应进一步明确学科负责人的学科建设责任，使其充分扮演好学术领军者和“学术经纪人”角色，在引进并培育该学科人才和实现人才队伍汇聚、平台资源搭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院系负责人应该作为学科建设绩效的第一责任人，借助于领导班子考核等组织治理手段和“双一流”评估等绩效考评手段得以准确传导，实现院系权责统一，聚焦学科发展。

 

条件支撑与重点战略的配合

 

长期以来，学科群、学科生态、学科体系等概念会在发展规划中出现，尤其在当前应对“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和学科评估情境下，高校对其重视度更是提高不少。例如：部分高校“十三五”规划做了力度各异的重点发展设计，但贯彻并不彻底。高校作为松散结合的学术组织，每个组织单元甚至不少领军人物都是一个话语中心，撤并学科常常撤而不消、撤而不倒甚至改头换面、重树大旗，而重点发展战略被搁置、被消弭、被扭曲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主要表现在资源配置上，即重点设计的战略性学科投资经常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或“半平均主义”的操作方案，导致学科调整政策实施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事实上，学科发展离不开包括资金、物理空间、实验设施设备、科研经费、人才队伍、研究生名额、科研平台等多方面的支撑条件与投入。重点学科发展战略如不切实配以重点资源投入并持之以恒，则无异于缘木求鱼。一方面，在各层面资源不同程度存在平均主义大背景下，即使对重点发展领域进行相对倾向性投入，也很难形成对重点发展领域的正向激励。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发展资源的多元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重点发展学科不可能得到所有资源的倾斜，而是“各有所获”，这是资源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近年来，浙江大学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使条件支撑与重点战略更加匹配。学校实施的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优势特色学科发展计划，通过各项学科建设计划的分层分类支持，进一步落实“高精尖缺”导向；2018年以来，又相继启动“双脑计划”等多个学科会聚计划，真正把多种资源向重点领域、特色方向上倾斜，并通过增量资源的有选择投入，实现学科体系化布局，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综合交叉、动态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十四五”期间，国家宏观层面的改革将继续深化，获取重大资源中的竞争激烈程度会不断提高，高校自身必须刀刃向内开展实质性变革。反应快、力度大、方向准的高校，方能在学科体系化布局和卓越发展中占得先机。（作者单位：吴伟、朱嘉赞，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基于科教融合的新工科多元化发展路径研究”（19JDGC010）

 

参考文献：

 

[1]刘经南.树立大学科建设理念 推进一流学科的跨越式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 2005(Z1):19-20.

 

[2]刘献君.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17-37.

 

[3][4]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1):65-73.

 

[5]吴伟.构建高校与社会的深度互动关系[N].中国教育报,2018-12-03（5）.

 

《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