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组织研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研制
◎摘 要 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界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研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学习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教育家精神；对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等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展开研究论述；对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思政教育改革，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数字化转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力阐释与回应。
◎关键词 教育强国；教育家精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数字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对教育强国建设重点内容和主要思路进行了战略部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重大课题作出了深刻阐述。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界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深入探讨高等教育如何担负起龙头使命，为国家研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教育家精神；聚焦党和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部署，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努力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教何为”的时代命题。
第一部分 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指导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政治宣 言，是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引领全党全社会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的思想旗帜，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教育强国建设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充分彰显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将对教育强国功能定位的理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极具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教育强国要“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功能定位，强调了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重大问题。一是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方向目标。“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重要论断，为教育发展锚定了清晰而坚定的方向，意义重大且深远。二是把握了教育强国建设核心课题。“培养什么人”标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定位，“怎样培养人”蕴含对教育发展道路的理性自觉，“为谁培养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价值立场，三者构成了系统的有机整体。三是谋划了教育强国建设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指向清晰、要求明确，指明了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阐释了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建构的运行机理、逻辑基础、基本原则，揭示了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建构的各要素关系，阐明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性质、根本遵循、核心课题、本质要求、重要任务、基本布局、思维观念、世界意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架构。同时，也把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担当高等教育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教育研究界紧紧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事业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和构建落实立德树人新格局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建设教育强国和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意义
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一是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研究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文化篇。二是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教育事业发展筑牢文化根基，指引和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牢固树立起中国教育自信。一是筑牢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根基。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筑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中华民族精神命脉与精神标识的“根脉”。二是坚定了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教育自信。有研究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构建并巩固了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教育自信。
（二）以回答好教育强国建设核心课题为引领主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文化功能和使命责任。教育系统要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一是提升对教育的文化使命的认识，重视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发挥好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导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抓手和重要先手棋。一是主动坚守中华文明的价值立场。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内涵，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二是锚定扎根中国大地的鲜明导向。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定不移地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文化和国情为根基，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声音和贡献为宣传点，逐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知识体系。
立德树人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落地，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就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加强文化育人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铸魂育人。一是在育人目标上，要教育学生担当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广大学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二是在育人内容上，要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课程和相关第二课堂活动。三是在育人环境上，要创造条件不断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高校文化传播的时代使命。
厚植“大思政课”的文化根脉。一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增强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学养。二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充分体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脉。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首次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深入阐述其内涵。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刻领悟其本质内涵，既是时代赋予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也是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
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可从四个维度理解：一是国家责任与弘道使命。二者集中体现了教育家的理想追求和使命自觉，反映了教育家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切体悟。二是道德规范与理想人格。体现了规范与德性的统一、自我与他者的统一、道德义务与人格理想的统一。三是职业态度与岗位能力。教育家精神包含教育态度和育人能力两个方面，体现了扎实学识和厚重学养的有机结合。四是扎根现实与躬耕践行。教育家精神是对历代大师育人理念、教学方法、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彰显了教育家内化于心的职业精神和外化于行的价值追求。
教育家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精神引领。弘扬教育家精神既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应有之义；既体现对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又彰显国家、社会、人民对教育和教师的殷切期待。
教育家精神具有深远的文化意蕴，凸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将其纳入课程教材体系和各学科教育教学之中，强化教育教学的政治高度、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
教育家精神为广大教师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教师心怀“国之大者”、勇担育才使命的教育价值观，以德育德、以身示范的教育主体观，尊重生命、尊重规律的教育方法论，终身学习、躬身实践的教育认识论，超越功利、平等公正的教育伦理观以及兼济天下、以文育人的教育实践哲学，为新时代广大教师躬耕教坛、教书育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滋养和方法力量。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其贯穿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过程。引导教师把师德修养作为自身专业发展的根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德育德、以身示范；引导教师努力提升自身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修身修为，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影响学生。
以教育家精神重塑教师队伍素质评价标准，在教师聘用、导师遴选、人才工程、评奖评优、晋级晋升等方面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从根本上扭转“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发挥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坚持多元机制、分类评价，制定符合教师教育发展规律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根据不同学段实际情况就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内容进行考核。
发挥教育家精神的示范引领作用，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纳入师范生培养、教师培训各个环节，拓展选师赛道、畅通育师通道、释放用师活力，促进“教育家型教师”的成长发展，不断培养造就更多大国良师，为广大教师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塑造良好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谋划教育强国建设是当下我国教育研究的最热话题。高等教育研究界围绕教育强国的概念、构成，以及建设规律、经验、路径、评价等重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做好教育强国建设顶层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一）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有关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理论命题
回答什么是教育强国，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逻辑起点。教育强国之“强”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在形容词意义上，教育强国是指教育自身实力强大，这是理解教育强国概念的最基础维度。一些研究侧重从“教育自身强”的“内部视角”理解教育强国的含义，认为教育强国首先是教育自身强的国家。教育强国是指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服务等综合实力突出和有世界影响的国家，表现为全过程的教育公平、高质量的教育水平、适切性的服务能力、可持续的发展潜力。基于这些维度构建教育强国评估指标体系，经过测算，2012—2022年中国教育强国指数排名由第四十九位上升到第二十三位，是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在动词意义上，教育强国是“教育”与“强国”的结合，深刻反映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教育强国不仅要求增强教育的自身实力，而且要求增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教育强国”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它以促进国家崛起为根本目的。
教育自身强与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力强是相辅相成的，是教育强国的“两翼”，应有机统一起来。就高等教育而言，其“强”既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强，又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满足和促进国家发展的能力强，相应的评价指标包括自身发展水平和满足需要与引领创新能力两方面。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是教育自身强、教育功能强、教育国际比较排序强的有机统一。总之，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教育强国的核心要义。要用服务贡献的眼光看教育强国，看教育能不能有效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能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找准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定位
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功能。教育强国
建设应超越教育发展本身，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有研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之中进行战略考量。教育强国建设要通过发挥培育新人、推进创新、传承文明、凝聚共识的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主体力量、提供智力支持、厚植文明底蕴、形塑价值引领。
教育强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主要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是教育，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拓展和深入推进离不开人才支撑，需要教育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为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作出统筹谋划，深刻反映了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紧密关联。有研究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13个“强国”是一个完整体系，其中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前提、动力和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根本目标。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有研究指出，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反映了人类历史共识性的经验积累和当今世界普遍性的竞争诉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选择。要通过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强一流人才队伍实现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要因地制宜、分类分层推进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引领构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有助于培育应用型工匠，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人才+科技”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夯实国家建设所需技术技能人才之基。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深化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有研究提出，建教育强国与建教育大国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应有不同的发展理念，教育强国建设应把推动多样化发展作为优先战略。有研究认为，“五唯”痼疾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评价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有研究提出，数字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战略性地位，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还有研究主张，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此外，建设教育强国还要立足全球视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有研究主张，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利用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制度、方法和体系推动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还有很多新的问题亟待回应和解答。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我们要从更高的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全球竞争的全局高度来认识教育的战略地位、理解教育的功能角色、谋划教育的发展路径。这就意味着，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应当成为我们思考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和科学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专章部署、一体谋划。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界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的意义、面临的挑战以及实施路径等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为三者整体联动、凝聚强大发展合力提供了学界智慧。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三项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基于系统论视角，将三种生产要素统合到经济社会建设具体进程中，并指明了各自在协调运行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其中教育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是协同运行的基础；人才直接作用于教育和科技事业，是协同运行的纽带；科技发展反哺教育和人才事业发展，是协同运行的动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综合考虑教育发展的前瞻性、长期性，科技创新的风险性、复杂性，以及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形成三者良性互动、循环互促的多元联动整合发展模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在宏观层面，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相对独立的工作系统，目标方向有所差别：教育事业追求既定知识和成熟学术体系的传承，具有向科学共同体负责的伦理惯性；科技追求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在受到学科规范约束的同时强调自我更新；人才基于自身对发展环境的总体研判进行自主选择，倾向于在更具前景的科技领域、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支持力度强的重大项目中与更具实力的科研团队协作。在中观层面，三者在国家和地方的管理体制中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共建共享存在无形阻力和制度成本，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在微观层面，如何在日常治理中联动推进“三位一体”，是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行为主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具体行为策略的制定、执行及评估缺乏有效指导。
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调发展，需要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把握三者共同的目标追求，树立大教育观、大科技观、大人才观。以系统观念统一认识，以三者的最大公约数——创新为基点思考协同推进路径，发挥高校作为三者的融合交汇点的关键作用，打破阻碍创新的结构性因素，推动三者的系统性联动。
推进“双一流”建设，凝聚三方创新力量。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交汇点，要通过高水平的教育治理，在办学治校各领域各方面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不断推进“双一流”建设内涵发展、综合提质。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原创性基础研究的生力军、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重大创新突破的策源地，对外可借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力量，创新组织形式打造与高等教育外部主体的新型协调运作机制，对内可通过有组织科研和创新人才培养突破学科壁垒。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促进外部“大循环”。建立高校与外部主体间的协调运作机制是推动三位一体发展的重要路径。高风险、不确定的创新活动离不开完善的市场传导机制，在有效市场结构布局调整中，企业的发展需求指明了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校科技创新落地转化的方向。产学研一体化离不开政府支持，有为政府能够通过宏观调控体系引导业界和学界合作的方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制约生产要素资源跨界流动的关键堵点，利用市场活动监管控制风险。我国要积极探索高教外部“大循环”的创新协调运作机制，如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紧密协作，促进关键技术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突破学科壁垒，构建内部革新“小循环”。高校结合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精准定位“卡脖子”问题组织重大科研项目，跨领域、学科、学院、人才队伍序列组建“新型学术共同体”，实现问题全流程技术攻关，形成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有组织科研为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珍贵的教学资源，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如推行书院制，破解传统学院管理的壁垒；实行完全学分制，促进学生多专业跨学科学习；开展课程教学系统性改革，建立“模块化”通识课程体系，倡导探究式教学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现代化可以推动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前瞻性、超越性发展，并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是高等教育研究界密切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大学术和政策命题。
从历史发展维度看，根植于西方发展情境的现代化经验和模式在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主要来源于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外部环境等。因此，新现代化理论认为，虽然现代化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不同文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是多样的。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生产力的变革为根本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市场全球化为支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基于这五大特征进行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同时着重关注以下五个要点：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以服务人民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既立足本国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到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共发展、共命运的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以创造性、终身性、多样性、国际化、普及化、科学性、个性化、法治化、数字化等为目标；以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等为理念；以区域现代化、组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为构成要素。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独特性包括后发外生、国家规划、综合知识学术演化逻辑和社会需要逻辑、从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输出型现代化等。这些特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同时具有优势和劣势。如制度优势体现为受国家发展规划驱动，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价值优势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文化优势体现为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劣势在于需要同时面对发展的历时性任务与共时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三）高等教育现代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取向
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高等教育现代化需抓住培养现代化的人和服务社会发展需求两大核心，把握以下战略取向：
坚持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将人口红利逐步转化为人才红利。高等教育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涵养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修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人才培养中的社会性与个性相统一，在解决个体生存问题、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鼓励个体个性化发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要构建面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将高等教育的对象从适龄学习者向终身学习者延展。
以创新、协调战略为引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层次人才为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等教育现代化应基于自身的生产性、数字化等特点，深入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共享战略为引领，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应加强公平性，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高等教育应优化区域布局，着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证招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乡村产业升级；筑牢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高等教育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大学文化、课程教学、高校管理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发展绿色科技，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到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过程中，重点关注环保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构建绿色校园，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
以开放理念为引领，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同命运、共发展的现代化。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应以“平视”取向促进对外开放，明确三重国际视野：第一重，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合理借鉴他国先进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第二重，摆脱“西方中心论”，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办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断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第三重，以高水平国际交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在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要求高等教育从“适应”社会发展转变为“引领”社会发展，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引领和支撑。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实现科技创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推动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发展，带来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不仅要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自觉肩负起引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为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从“适应”社会发展转变为“引领”社会发展，发挥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力和辐射力。
注重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高等教育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产业变革趋势，进行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将学科专业链精准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以及全球价值链。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大学原始创新能力是攻克“卡脖子”问题的关键。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高校内外部协同，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优势互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原创性、集中性、应用性研究取得突破。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等教育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的人才既包括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战略人才，也包括具备多维知识结构与技能、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工程人才。新质人才培养助推高科技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向更先进的质态演进。
引领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通过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源、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拓宽国际交流范围、促进政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重塑空间结构、强化人力资本外部性；高等教育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两条驱动路径，即人才—成果转化—机会支撑型和成果转化—机会—合作支撑型。
引领区域发展，为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高校正在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地标。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动能，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和政策咨询四个方面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
推动文化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教育强国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战略部署，高等教育应建立以自信自强为内核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将文化育人渗透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各环节。
高等教育应当以民族性为基础，以自主自立自强为依托，立足自身发展，理解和诠释全人类教育的共同内涵并发现其对于中国的具体意义，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就，进而为全球教育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促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格局的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在走向世界时更应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回应全球教育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向世界介绍中国方案，为后发国家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路径，进而丰富全球高等教育的治理格局。
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学术、教育和价值三重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向世界阐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模式和全球贡献。持续加强我国高校对来华留学生的吸引力，增强国际教育实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更大力度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和管理活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宏观上，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优化高校与政府、市场等主体之间的协调运作机制，促进高等教育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观上，完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微观上，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
引领基础教育发展。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招生选拔制度，坚持科学选才和维护公平相统一，扩大考生对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引导基础教育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为全学段学校教育培养教育情怀浓厚、师德师风良好、专业素养过硬、教学技能卓越的优秀教师。
引领学习型社会建设。通过确立开放融合的办学理念、构建自主合作的管理体制、制定系统完备的政策和制度工具、提供多样灵活的高等教育服务形式以及开辟丰富多元的高等教育投资渠道，构建面向终身学习的新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建设。
引领教育数字化建设。高等教育领域数字化变革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教育资源、教育教学创新、数字素养提升、标准规范研制和数字伦理安全等方面，逐步延伸和辐射到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领域，为各级各类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
面对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势在必行。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界围绕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学科专业布局、类型层次布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提供了学术支撑。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升级为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重要发展战略。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更为凸显，导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生源结构将更为多元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急需引导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期的国际竞争挑战，实现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来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要素是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功能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最佳选择，高等教育结构要素的合理组合能够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有效配置，进而带动规模、质量要素的功能实现与提升，最终优化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高校要重视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基础学科，建强基础理科学科专业、推进基础文科学科专业建设。要建设服务民生急需专业，加快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培养，促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要深入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鼓励跨学科研究，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奠定基础。
优化类型层次结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既需要能够将科技创新引入业界的应用型人才，也需要高水平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因此，在稳步提升全民学历层次结构的同时，要扩大优质高等学校数量和布局，既关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群建设，也要引导高职院校以产业需求为依据，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升级为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大学。
协调区域布局，着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明显，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因此，应当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促进集群发展，深入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完善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机制，激发中西部高校办学活力，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同时，借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经验，创新中西部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另外，区域布局调整也应关注重塑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加强大型城市边缘地区教育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拉动和集聚作用，改善大中小城市间以及城乡间的人口分布结构，缩小城乡二元教育差距。
结合内部特色与外部需求，科学合理规划学科专业发展。不同高校学科专业发展方案应各具规划特色，要着力推动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鼓励优势学科有机协作，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奠定基础。
深化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大力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创新型人才。高校要深入探索内部科教融汇、外部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和应用技能型分类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型高校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引领，应用研究型高校以培养应用研究与开发的人才为重点，应用技能型高校主要培养技术应用和操作型专业技能人才为主体。
推动中央和地方凝聚合力，协同推进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优化。中央应统筹制定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优化高等教育区域资源配置，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调整国家部委直属院校的布局结构，加强高校分类设置、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和分类评估，建立多样化投资机制并强化高等学校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地方政府要着力解决学校类型层次不适应地方发展的问题，充分把握高等教育规律，把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高等教育研究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述，围绕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推进有组织科研，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等重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不同类型、规模和层次的高校。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一流人才的使命和定位，为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牵引动力。
“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探索建立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新型教学研究机构，主动融入区域创新发展，推动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育人，构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核心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双一流”建设高校还应引领更多高校在本地、本行业、本领域创建一流。有研究建议，设立“优势学科建设国家计划”，与“双一流”建设计划并行推进，将有助于建设韧性更强大、整体结构更优化的高等教育生态。
“双一流”建设高校肩负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亟须深入推进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不局限于大科学工程，而是以战略需求为导向，面对复杂巨系统的问题，从更高的视角合理布局计划性和自由探索性科研任务。
无论是自由探索，还是有组织科研，都需要营造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制度环境。有研究者提出，高风险的原创性突破更取决于科学家的个性（好奇心及冒险精神），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呵护并培育人的好奇心和探究勇气。有研究发现，一流团队的成长轨迹有若干共性特征：发挥师承效应、注重团队成员培养、灵活设置科研目标、建立公平合理的考核晋升机制、鼓励良性的学术流动。高校推进有组织科研还存在一些困难，校院两级管理模式是基本障碍。因此，要赋予科研团队负责人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以鼓励参与重大任务攻关。
近年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探索建立基础研究“特区”，激励和保障科研人员在“无人区”、交叉点潜心钻研；探索形成了问题聚焦、任务耦合、路径协同、成果集成的联合攻关流程；探索形成了研发能力突出的人才队伍与善于组织管理的人才队伍联合起来的“两总制”攻关组织模式。各校注重发挥重大科研平台的仪器共享、数据共享、人才汇聚的优势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人工智能赋能行动。有组织科研是多方协同创新的过程，产业界的深度参与有助于“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缩短成果转化的场景距离。
在基础学科建设方面，高校正在建设数理化生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实施基础学科深化建设行动。依托高校建设的重点实验室普遍开展多学科研究，支持了相关基础学科发展，也为实验室的科研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正努力成为重要创新领域的领跑者、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并在不断提高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占比。源于学科前沿或新兴技术的新兴学科，可为前沿探索提供智力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着眼重大战略需求，综合运用多个现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为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强化信息学科与传统工科交叉融合；全方位支持国家（区域）实验室建设，以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强校际合作，集中优势力量，深化“四新”建设。
交叉学科建设要构建“问题导向”的新型学科组织，要始终维持开放的态势和活力。高校要通过以交叉型人才培养为链接、以复合型团队建设为保障等进行制度设计，使自下而上的“自然涌现”和自上而下的“有组织驱动”的学科交叉活动可持续运行。
从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科技中心、人才中心相伴而生。我国应大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规模，从而以高等教育强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国博士生教育主要由具有科研规模、平台能力的一流大学承担；要形成全球影响力，还需要培养经费、高水平研究课题、高水平导师、实质性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保障。要把博士生培养纳入“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强化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要求博士学位论文“提出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做出新结论”。
如何以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校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2023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对此，高等教育研究界紧紧围绕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进行了深入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在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需要系统谋划、多方协同、整体推进。一是发挥好主渠道的关键作用，着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精心打造“育人金课”，引导青年学生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入脑入心。二是加强社会实践育人，把牢育人方向，用好社会大课堂，增强社会实践育人的针对性和学理性。三是强化党建引领，以组织建设夯实铸魂之基，着力加强党委领导力、基层组织力和党建带动力，为时代新人把准人生航向。面向未来，“时代新人铸魂工程”还需要进一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引领，推动时代新人培养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能力和水平。
善用“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大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大思政课”建设有其特殊规律，应统筹用好社会大课堂、资源大平台和大师资队伍，讲好文化自信自强、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和大国担当形象的中国故事，不断为“大思政课”注入文化内涵和时代动能。要厚植“大思政课”文化底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挖掘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教学资源、拓展教学场域、创新叙事方式。要抓住数字化发展新机遇，用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虚拟仿真、虚拟助教等新技术手段，以数字传播的及时性、信息平台的开放性和数据使用的平等性，不断延伸“大思政课”的辐射场域。深化“大思政课”建设，还需要更加注重理论铺垫和学理阐释，深入挖掘“大思政课”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不断开拓“大思政课”理论构建新格局。
（三）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须强化横纵联动
从“大思政课”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要加强纵向衔接与分段设计。小学阶段应注重培育情感、贴近生活，着力优化教学情境和育人氛围；中学阶段应打牢思想基础，教育内容从具体形态向抽象形态跃升；大学阶段应强化使命担当，注重通过透彻的学理分析和多样化的教育实践引导大学生升华认知、坚定信念。要增进横向融通与主体协同。统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使不同学科的属性特征、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成为思政课的有效补充；强化课堂育人与课外育人、校内资源与社会资源、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性育人体系。要强化横纵联动，一体化设计大中小学课程育人、活动育人、科研育人和制度育人，构建全链条育人体系。
实现高质量的人才自主培养，牢牢掌握人才供给主动权，既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新使命，也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研究界围绕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理念、机制、方式等展开了深入研究。
人才的培养与造就并非某一教育阶段的突击任务，要以高等教育为轴心，辐射带动整个教育系统，既要关注教育政策的一体化、衔接式规划，又需要重视资优学生的贯通性、进阶式成长，从而形成连贯的教育合力。以本科教育为原点向前延伸，基础教育作为基点应与高等教育通力配合，统筹推进战略人才早期识别、安置、选拔、培养的一体化制度安排。以本科教育为原点向后延伸，本研一体的弹性学制具有连贯性和长周期等特征，符合战略人才成长规律和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规律，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梯次推进、渗透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系统外部，应进一步打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制度壁垒，发挥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主体协同育人优势，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高校的课程与教材是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载体。应加强“金课”与教材建设，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课程与教材，从而实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人才自主培养的双向驱动与互相促进。
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并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掌握战略人才供给主动权的重要基础工作。为此，既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教师职前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师范人才；又要加强对现有师资的精准型职后培训，完善其对战略人才心智成长规律与社会化挑战的认识，系统持续地推进战略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此外，应加大对战略人才师资队伍的支持力度，制定人才引进、绩效考核、激励保障的特殊政策，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化和管理制度改革，营造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目标，其选拔方式的合理性对后续的人才培养效果具有深远影响。有学者关注到强基计划、自主招生、传统招生等招生方式公平与效率的比较，但对如何有效地进行高质量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仍缺乏实证研究支持。有学者指出，现行依据静态结果的选拔方法忽略了培育和增值，使部分具有潜力的资优学生被排除在外，造成资源的错配。因此，高质量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应更加突出多样化发展，坚持标准的适当弹性，以免陷入模式化的窠臼。
基于选拔的特殊培养计划中，每位学习者的学习路径都是独特的，人才培养的人本主义教育逻辑不能完全让位于实用逻辑。较高的天赋才智并不意味着人格上的差异，优越的才智不会自动减少人才培养所需要的教育努力，人格教育和成长体验不能亏欠。特别是，对成功怀有高期望、有完美主义倾向等特质导致部分资优学生的社会、情感意识落后于认知发展能力。有调查发现，竞赛等超常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稳定自我心态、处理人际关系等情景胜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存在不足，使得一些资优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得分偏低，其心理或情感需求难以在现行拔尖创新项目中得到满足。
人才自主培养效果，以及选育制度的设计与资源配置是否得当等问题，不能只从“教”的角度自问自答，还要借助学情调查，从“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剖析学生评价体系对其学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竞优为目的、高度同质化的评价话语将导致人才的主体危机、限制人才高质量发展。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多元评价方式改革，是改变评价体系单一的有效措施。
我国以拔尖项目为代表的战略人才培养通常将具有较高天赋的学生筛选出来施以封闭、精细的“特区式”培养。调查发现，高标准选拔出的资优学生聚集在一起并未发扬“一群人走得远”的长处，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内卷的弊端。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指出，现行评价制度多以个体为单位，通过不断强化竞争，将学习异化为一场策略游戏，致使教育工作产生导向性偏差。因此，真正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评价的功能，以此引领人才培养评价改革，应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使命。高等教育研究界对综合改革的重点问题与关键路径进行了研究探讨。
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增长、结构优化、促进公平等方面成绩斐然，但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存在“深水区”。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仍面临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经费配置公平与效率整体分布的内部流动性较低，“长期高经费”较“长期低效率”问题凸显，“长期不公平”的固化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大学面临着绩效主义风险。在绩效管理和量化评价的驱使下，大学热衷于以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证据来回应政府和社会的需求，在通过创新创造绩效的同时，也被绩效指标所困扰。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存在未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力量分散、整体力量不足以及未能形成面对重大需求、分工协作的科技创新体系等问题。在新使命下，高校需要深化改革，向战略型组织转型，成为强国崛起中高端人才力量的战略性蓄水池、科技创新的战略性策源地、知识建构的战略性思想库、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驱动者。
2023年，教育部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战略工程，其目标在于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这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重点方向，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提高人才创新能力，重点在于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呈现出“均值高”“方差小”的特点，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掌握方面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拔尖人才较少。一个经典问题是，拔尖创新人才主要是“选出来”的还是“冒出来”的？有观点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选不出来的，要提供合适的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激发人才自然涌现。当前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问题，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严苛性与宽松性、普适性与个性化问题。究竟如何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相互衔接、本硕博贯通培养和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成为人才培养改革的可行性路径。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重点在于有组织推进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科研组织的两种模式，有组织科研常常被用来与自由探索式科研比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系统谋划布局、杰出领军人物、稳定的科研团队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构成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存在未能精准对接外部需求、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跨学科科研团队协同不够等不足，需强化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应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情，从价值理念、治理模式和改革方法论中探究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坚持价值引领、分类评价、问题导向、守正创新、数字化转型等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引导评价回归育人初衷。有研究指出，教育评价必须有“教育性”，即通过评价的牵引作用，引导教育不断回归育人价值，最终实现人的发展、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高质量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否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系统、多维推进高等教育评价范式创新。首先，打破以科研指标为主的评价范式，推动评价范式由“五唯”转向多维，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相互补、定量与定性相混合。探索构建增值评价与多元化测评方法的系统性融合机制，充分发挥增值评价结果的诊断功能。其次，打破评价标准“一刀切”，开展分类评价。有研究认为，高校应科学全面地把握职能定位、服务面向、特色内涵和发展方向等，分类制定多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反映高校共性与个性、凸显使命与特色。最后，优化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机制。有学者将教育评价者分为三大类，即统筹评价者、利益相关者和专业评价者。党委政府统筹评价，教育评价公正性得到保障；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评价，权益诉求得到公平表达；专业评价者参与教育评价，专业得到充分尊重。
以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评价，提升评价效能。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评价，呈现出价值共商、智能介入、数据循证、高效反馈和价值增值的新样态。还有学者指出，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议题在于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数智技术，形成联通多组织层次、沟通多方育人主体和融通多维空间的教育评价大数据系统，实现对学生培养及发展的全过程动态性评价、多维时空评价以及多方面关键影响因素的评价。
五、把握新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机遇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2022年11月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全球掀起新一轮技术热潮，正从多方面重塑高等教育格局。高等教育研究界对如何把握新人工智能革命的机遇，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已深刻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进程。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彻底性，从观念、方法、体系上影响和重塑高等教育格局。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实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近年来，围绕新人工智能革命开展的教育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在新人工智能领域，虽然部分发达国家仍占据技术优势，但国内相关技术正在迎头追赶，且颇有潜力，从而为高教领域抢占数字化新赛道、形成比较优势创造契机。
新人工智能革命会引发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剧烈变革，影响传统脑力工作岗位以及优势学校。高等教育要未雨绸缪，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做好人才布局，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和紧缺人才。另外，技术变革会改变职业能力结构需求，冲击现有人才培养目标。高校必须关注新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核心能力，如数字化学习和生存能力、自主学习和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和协作能力、设计思维和创造美的能力、适应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等。同时，高校也应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变和不变，守护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如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培育完整人格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进师生关系向“师—生—机”三元关系转型，使教学场景智能化和复杂化。以推进构建“智慧教育”形态为核心，各种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智慧测评、智慧工具的发展层出不穷。新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可以重构教学资源组织形式、实现共生写作、辅助教学和开展协作学习、定制和生成教学内容、分析和挖掘教学数据、设计测评工具、融合多维技术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部分实证研究发现，新人工智能对助力教师教学，提高学生学术阅读和表达能力，提升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方面均有一定助益，证实了新技术的应用价值。
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数字化进程。2022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教师数字素养》教师行业标准，为高校发展教师数字素养方面提供指导。2023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提出应将教师的数字化转型列入教育质量的优先议程。新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教师培训资源，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成长。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改变科研和知识生产的面貌。新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影响学术生产评价和传播机制，改变学科研究范式、问题和方法，加快科研创新速度，扩展学科领域，促进跨学科发展。伴随学术领域数字化进程加速，学术活动会逐渐呈现出实践合作化、边界跨越化、进程加速化、服务个性化的特征。
新人工智能助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新人工智能会使大学治理透明化、去中心化与结构扁平化，推动治理中心从以人力和学科资源配置为核心的考评管理转向解决人机协作以及回应学生发展需求。高等教育治理应在观念、方式、手段上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技术化方向迈进，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和制度支持，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技术在使用中会引发一系列教育、伦理、法律、社会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滥用技术会惰化学生思维，形成技术依赖，诱发学术不端，干扰正常教育科研秩序；产生数据安全、用户隐私、知识产权等多重风险；可能会拉大不同人群和区域的教育差距；以英语文本为主的语料训练库的西方中心特色明显，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价值体现不足。
要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更为有效安全，须加强其风险应对工作。我国目前已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新人工智能进行规制。要不断提升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治理水平，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新形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建设。
高等教育研究界围绕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式样态、建设成效、现实挑战等诸多重要问题展开热烈研讨，深入探讨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未来走向、发展策略等，为国家推进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念、对外开放形式、对外开放机制等不断深化。在对外开放理念方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实践，将教育对外开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教育强国建设、对外工作大局等更高层面进行谋划推进。在对外开放形式方面，中外合作办学内涵不断深化，国际科研合作地位不断提升，推进新时代“留学报国”和“留学中国”品牌建设，“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呈现出稳步推进、有序发展态势。在对外开放机制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建鲁班工坊项目，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等交流机制平台，有效提升了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国对于国际教育议题议程的影响力，反映了该国组织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空间及能力，是教育强国维护国际教育秩序的重要表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引领。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角色上，伴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断深化，逐渐由被动的接受者、参与者转向建设者、倡导者及引领者。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式上，我国以STEM教育、数字教育为突破口，深入参与和有效引领全球教育治理。此外，我国参与《开放式教育资源建议书》《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全球公约》等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在国际教育事务中的规则制定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并通过经验分享、发展合作、对外教育援助等方式，助力全球教育事业发展。
先行先试，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统筹优化京津冀众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积极试验、探索国内外先进教育模式；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和大湾区特色，加强在地国际化建设；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构建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协同推进的长三角高等教育联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利用好“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的政策红利，吸引国内外知名高校入驻海南，做强“留学中国”品牌。
聚焦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充分发挥政府奖学金的引导和辐射作用，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同时提升对自费留学生的管理水平，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推动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打造来华留学重点项目和精品工程，构建和完善来华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与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此外，还倾力打造全球治理人才库，稳步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持续加大对国别区域问题研究人才及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
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优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供给侧层面，创新体制机制，保障高校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在需求侧层面，对接国际教育诉求以及各国教育发展需求，努力夯实与各国的教育战略对接、教育制度联通和教育政策沟通，围绕双向留学、涉外办学、人才引育、国际科技合作、教育援助、人文交流等方面，以学历学位互认推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互鉴，以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以留学生互派推进国际人力资源开发，以多元化交流合作构建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等教育如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如何互动共进，应当在哪些经济社会关键领域集中发力支撑，如何发挥利用好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机制，高等教育研究界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为相关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持。
（一）秉持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高等教育发展正从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底层逻辑关系在于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理论迭代和知识创新。实践逻辑来看，大学作为分布式“驱动者”的作用将越发突出，不断深度参与、实质促进区域的经济、文化、民生发展，高等教育正是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支撑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和财力资源。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出发点与落脚点，理应是基于我国的制度和具体实践，在理论研究上要更加着力于服务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更加专注于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理论构建。可探索区别于西方“涓滴效应”影响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理论创新与机制迭代的研究。在区域发展实践上需要研究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及其服务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效应和经济社会效应，也需更加聚焦于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服务与决策支撑实践。
（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匹配性转向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平衡公共服务的区域供给，着力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优化劳动力供给的空间配置，不仅需要政策、经济、产业等的投入与保障，也需要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提供高端人才、科学技术、社会服务等的战略支撑。围绕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挥高等教育的服务作用，将有力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韧性。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解决好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匹配。有研究表明，要素互动是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赖于知识技术创新、人力资源集聚和快速的城市化及产业化进程，而西部高校学科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性不强，未能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叠加效应。高等教育学科调整务必围绕匹配区域协调发展的未来产业需求和战略要求，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探究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作用机制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其功能、投入、环境等因素，导致较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产业转移以及教育政策支持等因素共同促使了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较强的提质增效作用。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调创新功能外溢作用机制。研究生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存量，其高速扩张也为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智力资源与研发资本。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学科专业体系调整直接输出高素质劳动力，通过专利申请、技术转化等方式输入先进技术，通过协同合作等方式输出人才物资及先进经验。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表明，高校科技成果交易效率显著强化了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在实施路径上，高校赋权被视为一种激励政策，有效畅通了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探索布局未来产业科技园，可以高校科技成果与产业更好对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驱动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技术价值实现。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只有真正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良性互动机制，贴紧靠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服务功能才能实现最大化的价值，也才能更加拓展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空间。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不仅需要借用其他学科或国内外理论框架进行指导探究，而且也需要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场景”，探索高等教育服务的新领域、新优势、新动能、新赛道。要更加紧密围绕服务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政策和任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支撑，探索创新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执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阐释”“教育强国建设基本问题研究”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柯政、卢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担当高等教育新的文化使命”部分，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高地、张泽强、蒋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部分，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韩丽颖、任志锋；“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等教育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部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崔世杰、黄依梵；“开创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部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维、徐冰娜；“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部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郭菲、张蓝文、高桢婕；“以高等教育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部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文雯、杨熙；“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部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郭菲、郑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部分，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刘凡丰；“聚焦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部分，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陆一、孙迟瑶；“把握新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机遇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部分，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会春；“坚持以问题导向与创新思维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姚蕊；“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部分，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辛越优。统稿：《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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