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在新时代开启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高等教育由普及化阶段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建设期，对各高校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各项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建设挑战期和发展机遇期，是实现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发展期。“十四五”时期的特殊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决定了教育“十四五”规划编制的理念、路径、措施等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因此，高校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要充分认识外部环境对大学发展的新要求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大学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编制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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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战略与规划：理论框架与行动框架
根据语境论的观点，现代大学深深嵌入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大学影响很大。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大学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大学。围绕这个主题，笔者想谈三个问题：先分析未来的大学图景，因为大学的战略规划是指向未来的，所以先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谈一谈大学战略规划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最后从行动层面谈谈大学战略规划编制中的十个关键点。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大学的战略和规划，因为大学战略是一种思想、理念，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大学规划编制只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性问题。
一、重新定义大学：全球性的焦虑与应对
（一）驱动大学改进的全球性因素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成为一种变革性力量。在驱动大学改进的全球性因素中，有几个因素需要特别关注。
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我们先引用世界银行的一组数据：2014年，OECD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按照马丁·特罗的标准，这些国家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了40%，远东太平洋地区超过30%，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达到了37.5%，印度也超过了20%。也就是说，这一年全世界几乎所的国家和地区都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1.6%，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时代不同于精英化时代。精英高等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高深学问，只有少数天资聪颖的学生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这种假设面临挑战，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由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与人才培养方式产生了巨大挑战。这是驱动大学改进的第一个全球性因素。
2.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大学的经费构成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大学的办学经费由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向主要依靠学校和学生转变。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普及化时代的国家。政府财政削减是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个大学围绕有限的办学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是市场化的第一个表现。近年来，美国公办大学政府财政拨款的占比降到了30%以下。2014年，美国公办大学来自政府的拨款只占大学办学经费的26%。作为美国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在多年前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就只占学校办学经费的10%。这个学校有一任校长叫杜德斯达，他曾主张放弃政府财政拨款，把学校由公立大学变成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在《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一书中，他明确提出美国公办大学的未来就是市场化。市场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力量，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两者的边界逐步模糊，强调大学经济功能的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学越来越像企业，企业越来越像大学”。中国现在也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大学要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这是驱动大学改进的第二种全球性因素。
3.高等教育全球化。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每一所大学实际上都是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框架下办学，大学所需的办学资源都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所有的大学必须参与全球竞争。高等教育资源要素的全球性大流动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其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的就是学生的全球流动。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净输出国。2018年，中国输出的留学生总数高达66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中国每年招生30多万人，而现在我们每年居然有60多万人去国外留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全球留学生总数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是最大的。我们2018年送出去的是66万人，引进来的留学生大约是30万人，那么我们还有将近30～40万人的净输出量。它不但带来了学费等办学资源的损失，而且带来了人力资源的流失。这是驱动大学改进的第三个全球性因素。
4.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5G时代已经到来，6G时代即将来临。数字化网络取代了传统的媒介，成为了信息的主要载体，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现在的老师如果还停留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层次，那其将会被取代，因为高等教育的科技化已不需要教师传授知识，有时学生知道的甚至比教师还多。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学从传授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变。事实上，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大规模的在线课程（MOOC）、翻转课堂、人工智能等颠覆了传统的大学教育模式，甚至产生了虚拟大学。这是驱动大学改进的第四个全球性因素。
（二）重新定义大学
面对上述四种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陷于焦虑之中。人们都在思考：大学的未来在哪里？未来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重新定义大学？当前，人们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重新定义大学：
1.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当前，大学内部的资源配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资源配置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计划手段，一种是市场手段。我国大学的资源配置传统上主要是计划配置：学校有多少个院系，学校就分多少块蛋糕，结果每个学院都抱怨自己的教学科研设施不足。其实，如果我们给每间教学行政用房装上电子锁，根据电子锁自动记录的开门次数，就可以知道每间房子的利用率。比如笔者工作过的一个学院，办学资源特别匮乏，学院领导经常跟校领导反映办学资源不够。然而学校把相关数据调出来却惊讶地发现，学院居然有好几个办公室每年开锁不到50次，这些资源显然就是闲置的。所以学校现在开始进行办学资源市场配置改革，实行经费包干，教学科研设施有偿使用。也就是说，只要学院愿意付费，学校所有的办公场所都你的。从此，再也没有学院喊办学场所不够了。这个案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如果办学资源实行计划配置，那么资源永远处于稀缺状态。由计划配置市场配置，这是资源配置的变革。
2.内部管理的精细化。当下，大学内部管理模式开始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在传统管理模式下，大学是一个官僚机构，机构臃肿，管理粗放，教学科研设备要么严重不足，要么使用效率极低。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减少管理所占资源、降低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精细化管理来源于企业，强调落实管理责任，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它要求每一个管理者都要到位、尽职。比如，某栋教学大楼实行精细化管理之前的电费是100万元/年，如果实施精细化管理，我们可以将这个楼承包给一个管理人员，其中电费以100万元/年为基准。如果这个管理人员把实际电费降到50万元，那么节省下来的50万元，由学校与管理人员平分。在这种激励机制下，这个管理人员就会时时巡视大楼，一旦教室没有人立马关灯。这是体现精细化管理优势的一个例子。
3.知识生产的应用化。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大学的深度变革。当前，大学正在由知识生产模式I向知识生产模式II转变。所谓知识生产模式I，就是在单一学科范围内生产知识，生产的是理论知识、学科知识。知识生产模式II就是在跨学科的背景下生产知识，生产的是应用知识、跨学科的知识。前者遵循学科逻辑，后者遵循社会需求逻辑。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构成挑战。在知识生产模式I下，基层学术组织的设立遵循学科逻辑，一个学科对应于一个学院；在知识生产模式II下，基层学术组织的设立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必须成立跨学科的特色学院。特色学院基于社会重大问题而成立，以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大交叉、大融合为特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特色学院。
4.消费者行为的理性化。作为大学的消费者，当下学生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面对高等教育，以前的学生主要选大学，只要能读北大清华，哪怕学一个“恐龙的科学饲养”专业也心甘情愿；现在的学生理性多了，面对选择，他们开始关注大学的专业，重在挑专业、选课程。应该说，这是人们教育消费行为的根本变革：在选大学的年代，学生混文凭，讲究教育的装饰作用；进入挑专业、选课程时代，学生期待在大学学到真本领，真正提高就业能力，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三）大学的未来在哪里
这四大转变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大学的未来在哪里？世界著名的会计事务所安永公司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与公司、商业的变化周期相比，大学的框架和思路近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是放眼未来的15年～20年，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运营方式才能生存。这一结论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下面是其对一些大学校长的访谈：
有一位校长说，我们未来十年的竞争对手将是谷歌，如果我们的大学还活着的话。另外一位校长说，未来将有10～15个独立的全球性大学，其余的大学将为银牌而战。还有一个校长说，未来最大的游戏就是与私立的行业、企业共同投资。更有校长说，大学将面临800年来最大的挑战。此外，还有一个校长讲了一句经典的话：我们办大学不是做生意，但我们得像做生意那样来经营，我们都在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和渠道。这句话道出了大学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的组织。我们再来看《麦可思研究》上发表的对美国高校财务管理人员的调查。调查表明：美国64%的被访者认为其任职的高校现有的财务模式不足以支撑未来5年的发展。20%的被访者认为其所在的高校会在未来20年内倒闭，这种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必须培育自己的战略能力，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二、大学的战略与规划：概念与方法
（一）大学战略规划界定
大学搞战略规划，是从企业组织引进的。战略规划可以界定为通过程序性的工作来产生根本性的决策和行动，以此来塑造和引领：一个组织是什么样的，该组织在做什么？为何这样做？并着眼于未来。为什么要通过程序性的工作来决策呢？因战略规划对一个组织来说是重大事项，必须通过程序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战略规划在中国大学中属于“三重一大”的事项，需要依法决策。一般来说，大学战略规划包含五个程序：一是公众参与，二是专家论证，三是风险评估，四是合法性审查，五是集体讨论决定。
应该说，这个界定还是有点抽象，我们再具体强调四点：第一，大学的战略规划是指向未来的，一般是指向未来5～10年，指向未来5年的就是我们即将制定的“十四五”规划，指向未来10年的就是中长期规划。第二，大学的战略规划是定性的，是理想驱使的。为什么说大学战略规划是理想驱使的呢？因为大学组织与企业组织最大的区别是，企业组织的目标是明确的，大学组织的目标却是模糊的，不能量化。一般来说，目标模糊的组织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为了消解大学组织的管理问题，人们用理想或者使命、愿景来代替具体目标。第三，大学的战略规划是指向环境的，它是灵活的，并着眼于宏观。这就是说，我们做战略规划，必须把一个组织和它的环境相结合，从而寻找实现预期目标的框架与方向。现在很多人都抱怨，大学办学遇到的外部制约因素太多了。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外部制约因素，大学组织才好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制约因素，办学者将无法界定大学，也不知道大学应该往哪个方向改进。其实，办大学好比解数学方程式：如果没有限定条件，方程式是无解的；只有设定具体条件，方程式才会有解。我们常说，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好不算本事，只有在重重约束下还能把事情办好，这才算本事。第四，如果成功的话，规划将影响组织运行的各个领域，会成为组织哲学和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说，一个战略规划如果只是影响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那它没有实现制度化，也不能产生长效机制；只有当一个战略规划影响一群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它才成为组织哲学和文化的一部分，才能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二）战略规划的基本方法
1.经典方法：SWOT分析。大学战略规划的基本方法是SWOT分析，就是分析四个方面：组织优势（Strengths）、组织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外部威胁（Threats）。这个SWOT分析框架很简单，大家都用得很顺手。但是你用多了就会发现它的缺点：大而不当，缺乏针对性。比如，北大、清华、人大都用它做战略规划：组织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组织的劣势是什么，答案是我们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外部的机遇是什么，答案是国家“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外部的威胁是什么，答案是中美对抗对国际学术交流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方法下，三个学校得出的结论完全一样。因此，为了弥补SWOT分析的不足，我们要把SWOT分析和其他方法结合起来用。
2.新的方法：基标法。基标法的英文单词叫Benchmark，这个英文单词有很多种翻译，可以翻译成“标杆”，也可以翻译成“榜样”。基标法强调，组织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做法和本行业领先者的实践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找出自身差距，以改进自己工作。比如武汉理工大学，如果找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标杆或榜样，它就要把自己的做法、关键办学指标跟清华大学的相关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在比较中发现自身的差距。基标法的基本程序如下：第一，寻找本行业的最佳实践者，寻找一个赶超的标杆或学习的榜样；第二，标杆找到了之后，就以这个标杆的工作作为自己赶超的基准、基标；第三，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通过连续的学习和改进，达到超越标杆的目的。通俗地说，基标法就是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
基标法运用的关键，是要寻找同型大学即类型相似的大学。比如，武汉理工大学肯定不会找中国人民大学作为赶超的对象，因为中国人民大学跟武汉理工大学不是一个类型的大学。大学只有同型之间进行比较，才可以发现彼此的异同之处，从而确定自身优势和可能发展的机会，增加组织成功的可能性。再比如，作为以人文社科见长的大学，人大不会去找MIT作为赶超对象，其寻找的同型大学是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是人大的标杆。而作为理工见长的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型标杆大学，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外学麻省理工，内赶清华，100年不变”。华科始终瞄准这两个以理工见长的标杆大学在办学。
三、大学战略规划编制：十个关键问题
我们要编制好大学战略规划，首先必须形成大学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这是战略规划的内容，而规划文本的编写只是形式。根据笔者从事规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思考大学的战略问题。
一是关于大学的使命与战略定位问题。大学的办学目标很难清晰界定，这是制定大学战略规划的第一个难题。我们的策略是用大学使命代替办学目标，引导大学走向未来。中国人民大学的使命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战略定位是“人民满意、世界一流”，这些理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大人“始终奋斗在时代的前列”。大学使命和战略定位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大学确立了基本价值观。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定大学的使命和战略定位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确定的是上等的目标，因受各种因素制约，我们最后只能得到中等的结果。如果我们确定的目标只是中等，那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下等的。这就要求我们界定大学使命和战略定位一定要志存高远。比如，我们国家有140所“双一流”大学，他们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定位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综合性与特色化之间的取舍。刘献君教授说，分类是战略定位的基础。全世界大学分类最有名的是美国卡内基的大学分类体系。卡内基大学分类体系是按照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来进行分类的。知识生产的广度是指学科的覆盖面，知识生产的深度是指科研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层次。根据知识生产广度的不同，大学可分为综合型大学、多科型大学、特色型大学；根据知识生产深度不同，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此外，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根据大学服务面向来分类的情况。我们知道，高等教育体系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建构，还是以省或州为单位来建构，这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州为单位来组建的，所以美国只有州立大学系统，没有国家大学系统。中国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以国家为单位来组建，因此我们就有国家直属大学，有国家大学系统。因此，从服务面向来看，我们国家有中央部属高校和地方大学之分，中央部属大学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地方大学是服务区域发展的，这些都是我们考虑分类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二是关于大学中长期发展目标体系问题。我们把大学定位和使命搞清楚之后，就应该进一步将大学使命和定位具体化，从而形成大学中长期发展目标体系。我们说“双一流”大学要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笔者认为，一所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学，它主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另一个是有世界一流的教学。世界一流的科研和世界一流的教学取决于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我们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充足而灵活的办学经费，二是要有良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据此，我们可以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细化为五个方面：一流科研、一流教学、一流教师队伍、一流经费、一流管理。
有人提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国际可比指标，能否以大学排行榜作为大学发展目标？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这些排行榜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注重外延指标、投入指标。如果我们把大学经费搞一个排行榜，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经费排行榜与现有的世界大学排行榜重合度在90%以上。这样的排行榜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对标这些排行榜来办学是不可取的。很多学者批评这些排行榜，因为这种排行榜依据的不是内涵指标。因此，我们要确定学校的发展目标，应该从一流科研、一流教学、一流师资队伍、一流经费、一流管理五个方面来建构目标体系。如果我们还想找一两个量化指标的话，我们可以研究国内外各种评估体系，从中析出可用的评价标准。
三是关于战略优先问题。刘献君教授说，大学战略规划要有战略主题，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认为，大学的一个五年规划不可能解决学校所有的问题，只能解决1～2个重要的、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叫做战略优先。战略优先是组织愿景、使命与年度任务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的大学每年都制定了年度工作任务，在学校长远目标与年度目标之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战略优先。战略优先的选择，一般采用问题导向的策略，即为了解决组织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置相应的行动计划。一般来说，五年里最多完成2～5个这样的行动计划。因此，我们在大学战略规划里谈战略优先，不要超过5个。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十三五”规划里，我们提出了两个战略优先：一个是增强关键性学科实力，另一个是全力提升国际性。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全力提升国际性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我们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有九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但是参照国际指标考量好像表现没有这么突出，后来我们发现是学校的国际性不够。于是，中国人民大学从2012年开始，教师的年度考核不再考核科研，因为“教学是学校要求的事务，科研是教师个人的事务”。结果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内学术论文发表数减少了50%，而且国内发文量至今都没有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但是几年坚持下来我们的国际发文量却已经翻了一倍以上。正是因为全面提升国际性，中国人民大学在“十三五”期间，社会科学总论、经济学和商学全部进入了ESI前1%。我们知道，在ESI的22个学科里面与文科相关的学科只有两个，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社科全部进入了ESI前1%。“十四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的战略优先可能是学科交叉融合与大学治理现代化。
四是关于学校发展路径选择问题。组织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一定要根据资源配置模式进行。中国大学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个：一是跨越式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迎合政府的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采用这种战略路径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学校的办学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办学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把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称为官僚控制模式。如果一所大学70%以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那就不得不面向政府办学，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强调跨越式发展战略，就与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直接相关。
还有一种大学发展路径选择叫做比较优势战略，即立足自身特色办学，特色发展。采用这种战略的学校，其资源配置通常是市场模式。也就是说，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于市场。例如重庆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原来兵器工业部的部属院校，“兵工七子”之一。20世纪90年代，该校因裁军划转到了地方，成为最早进入市场的高校之一。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这个学校现在显得生机勃勃，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赚钱反哺学校。而且，这个房地产公司每年能上交学校一个亿。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所以，大学发展战略路径选择要根据学校的资源配置模式来确定。一如上述，美国密歇根大学要从公立大学向私立大学转型，就是因为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是关于学校的办学规模问题。很多大学编制战略规划不讨论学校的办学规模，这是不正常的。笔者认为，办学规模是学校编制战略规划的ABC问题。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如果把大学看成一个数学模型的话，自变量是学生的规模，其他都是因变量。学生规模变了，教师的规模必然发生变化，教学投入、教学空间等也必然发生改变，甚至学校的管理模式也会改变。一般来说，学生规模在1万人以下，学校可以实行一级管理模式；当学生规模超过1万人时，学校必须实行校院两级运行模式。办学规模既然如此重要，那我们应如何来确定学生的规模呢？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思考问题。
如果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规模越小越好，因为小规模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国际上通行用生师比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其依据是学生规模越小，越可能进行小班教学和培养高阶思维能力。小班教学意味着高质量。美国有一个测量教育质量的新理论，就是用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来指代教育教学质量：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就越有质量；反之，就越没有质量。一般来说，班级规模越小，教师和学生互动的频次越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也就越高。
如果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学生规模越大，效益相对越高。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学生规模也有一个最佳的区间范围，不是绝对的规模越大收益越高。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加州高等教育1960规划，聘请了一些教育经济学家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结论是：在美国加州办学，单体学校的学生最佳规模区间是5000人到15000人。后来加州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合并重组学校。如果两个公立学校的办学规模小于5000人，则要合并重组。2004年，我们给山东一所大学做过战略规划。当时，学校教师对办学规模分歧很大：老教师认为搞建筑是百年大计，应该是精英教育，学生规模越小越好；年轻教师则认为，房地产市场火爆，建筑人才需求量大，学生规模应该越大越好。为此校长让我们建一个模型，旨在基于科学数据统一全校思想。后来我们建构了一个投入产出的模型，即招一个学生可以带来多少收益，招一个学生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我们用收益减成本来测算办学效益，最后得出一个倒U字形的曲线，测算出这个学校最佳学生规模是1.5～2.5万人，峰值是2.2万人。
六是关于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问题。任何一个大学的办学经费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办成世界一流，因此必须选择部分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学科建设的首要原则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打造比较优势。比如上海海洋大学由行业划转地方之后，曾经历过一个“去行业化”阶段。为了办综合性大学，该校扩充了一批跟自己的办学传统不符的学科，结果淹没了自己的优势学科。如该校食品工程是全国第一个食品工程专业，结果第三轮学科评估排到全国第15位。后来该校决定“再行业化”，重新凝练特色优势学科，最终选择了三大学科群：海洋工程、水产和食品工程。为了发展海洋工程学科，该校引进了“蛟龙号”的学术团队。通过打造比较优势，2017年该校成功跻身“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
笔者曾经给东莞理工学院编制过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方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确定优先发展学科领域。我们依据三个原则来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
其一，比较优势原则。即现有的学科已经具备了卓越的品质，如果额外投入资源能够使它取得国内外领先地位，这样的学科领域就是所谓的传统优势学科，应该重点投入。其二，社会重大需求原则。就是有些学科虽然实力不强，但是它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能够直接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造福人类，这样的学科应该优先发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人工智能学科领域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该学科暂时基础不是很强，但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人工智能化时代，亟待思考人工智能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所以优先发展这个学科，就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其三，学科交叉融合的原则。当前的学术创新都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要产出标志性成果必须强化学科交叉，这是所谓的边界效应。学科壁垒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主要障碍，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呼唤跨学科专业、跨学科课程，要开设跨学科专业和跨学科课程必须学科交叉融合。如果我们投入的资源能够促进跨学科的研究，能够提升学校综合实力，这样的交叉领域是应该重点投入的。学科交叉平台是国内外许多一流大学崛起的秘诀：麻省理工学院如果没有林肯实验室的建立，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华中科技大学如果没有一些国家级的重大学科交叉平台（如强磁场、人造太阳计划等），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七是关于卓越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流的人才队伍是高校建成一流大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现在几乎所有的“双一流”高校都是从人才和人事制度改革切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笔者审读过全国140所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发现它们都提出了实施长聘-准聘制度，建设一支核心教师队伍。我们要建设一流教师队伍，首先必须打造一支核心教师队伍。与核心教师队伍对应的英文单词叫Faculty，非核心教师队伍也有个一个英文单词，叫Staff。Faculty在国外是指进入了Tenure-Track系列的教师，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核心教师队伍建设符合管理学上的“二八率”。管理学上的“二八率”是指在任何一个组织中，80%的成果都是20%的人完成的，因此最佳的管理模式是围绕这20%的人来组建工作体系。中国最早打造核心教师队伍的高校是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它们的人事体系中，一般把核心教师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冠名教授，第二个层次是领军教授，第三个层次是特聘教授，第四个层次是优秀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前也实行“杰出学者”计划，要把1 800余名教师中的30%纳入杰出学者系列，旨在打造一支核心教师队伍。其次，要大力促进大学教师能力发展。在中国现有160多万大学教师中，70%以上是4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这些教师需要加强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发展。再次，建立健全教师评价体系，打造卓越的学术软环境。我们研究过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发现这些地方人才流失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就是教师在原单位工作不快乐，而不是因为经济待遇的问题。所以，中西部高校校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员工快乐起来，这也是大学管理的最高境界。
八是关于一流人才培养体系问题。中国的一流本科建设是在“双一流”建设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双万计划”的逻辑是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本科。实际上，这种逻辑不够严谨。笔者写过一篇题为《一流本科教育的中国逻辑》的文章，指出一流大学一流本科只是中国人的观念，美国的一流大学就没有一流本科。当然，一流大学有一流本科在中国可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大学的战略规划必须涵盖一流本科教育，重视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在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一是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脱节。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不密切，我们的大学就会源源不断地培养社会不需要的人。二是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脱节。科学研究与教学缺乏整合，无力支撑人才培养。笔者近年来一直倡导科教融合与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并在这个领域获得一个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三是“水课”泛滥，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缺失。笔者认为“水课”与“金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其学术性，我们很多大学课程的学术性不够。即使一些“985”大学的课程目录也颇令人失望，诸如“如何恋爱”“如何当老板”“爬树”等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课程。大学不是垃圾收容站，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进入大学课程，进入大学课程的知识必须经受一个问题的拷问，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我们要建设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必须要做到产教融合、科教融合、通专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事实上，学科既是科研的平台、也是人才培养的平台；既是人才队伍汇聚的平台，也是产学合作的平台。专业与课程是大学真正的产品，是大学可以标价的商品。我们前面谈到，要重新定义大学，因为未来消费者将从选大学转向选专业、选课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关键是目标重构，我们谈人才培养目标总喜欢说“知识、能力、素质”，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逻辑问题的，因为能力也是素质。现在最新的提法是“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塑造”，这是比较全面的，因为它既包括知识和能力，也包括态度与个性。
九是关于拓展经费渠道问题。中国大学的突出问题是办学经费相对不足，且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缺乏稳定性。大学能够灵活使用的经费主要是学费。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经验是，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大部分经费是非政府渠道取得，可自由支配，具有来源稳定性和使用灵活性的特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大学办学经费也将由主要依靠政府向主要依靠学校转变，因此经费来源多元化应成为中国大学的战略选择。为此，我们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职业培训。最近有人估算了一下中国教育产业的市值大约是10万亿元，其中政府投入是4万亿元、家庭投入是3万亿元、企业培训投入是3万亿元。据统计，家庭投入的3万亿元里面50%以上投给了影子教育（校外培优）。因此，培训市场保守估计有5万亿元。这个产业，大学应该占一席之地。实际上，有些大学的培训机构每年给大学上缴上亿元的利润。其次，利用教育基金会。我们知道现在大学不能融资，但基金会是可以融资的，以后大学办学可以通过基金会来投融资。再次，强化应用研究。据统计，美国2014年公办高校的财政来源中，第一大经费来源来自于政府，占比26%，第二大经费来源是专利转让费，占比21%，比学生学费的占比要高。现在美国大学里都有一个专门的副校长抓科研成果转化。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办学经费将会是一个问题，强化应用科研将是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选择。最后，教育服务外包。现代大学办学成本最大的一块就是人员费，所以美国高校包括哈佛大学在内，都已经尝试课程外包了。笔者认识一个民办高校的老板，他办了几所高职院校，但他只有一个管理团队，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教师。他把学校的英语课程包给了新东方，把信息类课程包给了北大青鸟。课程外包的好处在于，不用养人，可以大大节约办学成本。现在大学聘用一个博士学历的教师，一年至少需要20万元。但如果我们请一个博士来上一门课，一节课500块钱，上30个学时，只需要1.5万元。这就是教育服务外包的功用。
十是关于组织和管理创新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对于我们高等教育来说，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其实是一个组织和管理创新问题。我们常说，管理不一定保证学术水平，但管理不善一定导致失败。当前的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无法追求卓越，没有按照学术组织的特性办大学；在微观层面，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偏低。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分权和问责的结合。具体说来，一是推行校院两级运行机制，落实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权；二是在学院层面要建立健全五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三是坚持权责统一，分权的同时要加强问责、加强评估。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评估，学校所有的投入必须问责。/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文献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0.2
大学战略规划中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
“十三五”即将结束，“十四五”即将开始。回顾和总结大学战略规划的发展过程，为使大学战略规划更加科学和有效，应处理好三个关系，做到三个结合，即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
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客观事物是作为过程存在的。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完整的过程，而过程又是由一个一个阶段组成的。事物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学校的发展亦如此。因此，在战略规划的制定中要将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1. 连续性和阶段性结合，审视我国大学战略规划的发展历程
1956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这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正是在这一年，高校开始制定战略规划，如我见到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五年综合规划。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校战略规划中断。1980年起，随着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些高校开始制定“六五”、“七五”发展规划。21世纪初，因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要求，各高校都开始制定发展规划，即“十五”、“十一五”规划等，规划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取得一定成效。
由于战略规划制定是由上而下展开的，加之过程又非常复杂和艰难，在开始时规划的作用多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实际并未产生多大效用。因此，学术界、高校开展了对战略规划的持续探索。例如，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西安举办了“大学校长与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众多校长、学者参加。首先，这次会议提出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要站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其次，提出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战略，如果书记、校长不亲自抓，那么战略规划将达不到应有效果。再次，根据战略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做好战略规划的五点建议。如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核心战略，将经费筹措和规划摆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等。2013年院校研究分会在昆明举办“院校研究数据分析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学术研讨会，呼吁在战略规划过程中，重视运用大数据解决战略“定量分析不足，实证依据缺乏”等问题，从而提升战略规划水平。2019年，院校研究分会在武汉举办“院校发展战略规划编制”高级研修班。这次研修就新时代高校如何找准定位并制定战略目标，如何运用有效方法为规划编制提供依据，如何系统推进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评估等展开了充分研讨和交流，对“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经过20余年的努力，自觉、科学、有效制定战略规划的意识已然形成，战略规划的内涵、制定战略规划的方法和步骤已基本明确，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发挥战略规划的作用，以推进学校健康发展。但是，其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学校书记、校长没有直接抓战略规划，学校重视战略规划的程度也不够；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评估的结合仍不够紧密，相互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高校制定的规划没有战略主题，因而难以突出战略重点，战略目标仍然停留在口号上，以战略措施代替战略行动，不重视资源配置，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解决。
2. 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审视学校发展过程
学校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过程。在规划制定中，既要审视学校的历史发展过程，又要探讨学校发展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和位置。这样才能把握发展的目标、重点和举措。
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大学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学科发展是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一个学科的成长，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大体要经过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因此，在规划制定中要审视学科发展的状态和趋势，分析本学科所处的发展阶段，明确本阶段学科发展的思路、目标、行动方案和评价标准。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在理工大学中率先发展文科，根据学科发展规律，逐个阶段推进。在起步阶段，主要是明确创建文科的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确立“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方针。在发展阶段，主要抓住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深刻认识文科发展的意义，依托理工优势重点发展特色文科，按照学科规律统筹文科发展各要素。在提高阶段，主要抓住基础文科的发展，建设一级学科，争取国家重大项目。由于做好了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学校文科得以迅速、健康发展。
大学离不开管理，大学规划也应关注学校管理。马丁·特罗认为，“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周光礼认为，如果把大学看成一个数学模型，自变量是学生的规模，学生规模变了，教师规模、教学投入和教学空间等也必然发生改变。学校的管理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学生规模在1万人以下，学校可以实行一级运行模式；当学生规模超过1万人，学校则必须实行校院两级运行模式。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教育，大学面临一场管理革命。因此，在规划制定中要分析学校发展阶段，特别是规模发展状况，从而确定管理创新的目标与模式。
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科研、文化等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规划时同样要注意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
3. 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审视学校所处环境的变化
战略管理的基本宗旨是利用外部机会化解或回避威胁，它关注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高校四分之三左右的变化由外界因素引发。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外向性。环境是变化的，制定战略规划一定要分析本阶段学校所处的环境。
我们现在正在制订“十四五”规划，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呢？“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转换期。刘国瑞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更复杂的因素。在这一形势下，国家面临战略目标转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等艰巨任务。这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一定要抓住重大战略转换机遇，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推进学校发展。
二、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
我们现在制定战略规划，一般以五年为周期。在五年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太多问题，所以一定要抓住发展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形成战略重点。同时，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而也要兼顾一般，关注学校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同时只有关注一般，才能保证战略重点的实现。在各阶段战略规划之间，由于战略重点改变，学校要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
1.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准确选择战略重点
选择战略重点要建立在对学校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节点，形成战略重点。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要抓住战略重点，冲破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学校健康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制定“十三五”战略规划时，根据本校国际性不足的弱点提出了两个战略重点，即增强关键性学科实力和全力提升国际性。通过近五年的努力，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性大大提升。又如1956年华中工学院在制定战略规划时，根据学校当时的状况，确定战略重点为“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师科学水平”。围绕这一重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教师投入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提升科研水平，从而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
战略重点要体现在战略主题中。战略主题是战略思想的体现，是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高度概括。要将战略重点融入战略主题之中，从而引导师生明确学校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如我国即将完成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吸取了大家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它的战略主题是“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德国洪堡大学规划（2012.11-2017.10）的战略主题是“科学达致修养——培养探究思维”。但我国高校的战略规划大多没有形成战略主题，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应加以关注。
2.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要兼顾一般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主要职能是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中涉及的主要要素是理念、队伍、制度、资源、文化。在战略规划中，在抓住战略重点的同时要兼顾这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规划这些因素时要围绕战略重点来展开，通过兼顾一般来实现战略重点，否则战略重点就成了空中楼阁，不可能实现。
文华学院在建校时提出了三个十年目标：起步，发展，提高。2013年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学校提出了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即“优化结构、重点突破”。然后，学校将这一战略重点分解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化学科结构，力争特色学科建设有战略性突破。学校对现有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即全校形成2-3个重点学科专业，每个学部培育1-2个重点学科专业，每个学科专业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方向。
二是优化师资结构，力争人才梯队和科研团队有标志性突破。其标志是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实现学科专业带头人主要是老教师向主要是中青年教师的转变，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教学、科研团队能承接和完成国家、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师资队伍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是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使个性化教育在实践中有创造性突破。学校要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的规模、层次和专业结构，特别要重视优化课程结构、加强课程建设，实现学校和社会的结合，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设广阔空间。
四是优化资源结构，力争在资源转化上有发展性突破。资源匮乏是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原因。学校要努力争取资源，既向政府争取政策和资源，也要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在服务中争取资源。学校还要创造资源，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
五是优化组织结构，在发挥管理制度灵活性上有实质性突破。制度的灵活性是民办高校发展的一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制度建设上有实质性突破，从而推进学校的发展。
3. 战略重点和一般相结合，适时进行战略转变
战略重点不同，相应的战略方针、战略思想、战略行动亦不同，而且“一般”的规划也不尽相同。因此，随着战略重点发生改变，要适时进行战略转变。近40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发生改变，相应地实行了战略转变，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其突出的战略转变有三次。
第一次战略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成国内一流大学，为此实行了以下战略转变：由教学到教学科研相结合，由本科教育为主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由单纯的工科到理工文管多学科共同发展。这些转变都十分重要。例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反映了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在2019年，湖北大学招收研究生1000多人，本科生5000多人；华中科技大学招收本科生8000多人，研究生9000多人；清华大学招收本科生3000多人，研究生8000多人。
第二次战略转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至21世纪初，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相应的核心战略转变是由科学教育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由教学、科研到学、研、产三足鼎立。这两个转变由华中科技大学率先提出并持续实践，在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也有力地推进了学校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实现。
第三次战略转变从2012年开始延续到现在，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学、一流的科研、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经费和一流的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基于自身现状和存在的差距提出了三个转变：从数量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工医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进行综合性大学建设；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变。
战略转变要“适时”，学校应根据连续性发展的需要，确定是否转变、怎样转变。学校主要领导有任期，都处于学校发展的某一阶段。主要领导上任以后，要审视学校发展历史，从而确定自己任期内学校的发展目标、思路和重点，切忌为了“政绩”而不顾连续性，随意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1984年，华中工学院领导班子换届，李德焕书记、黄树槐校长沿袭上一任领导制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没有提出新的目标，仅在战术上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李德焕书记形象地说：“前任领导挖了一个坑，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坑填满。”他们用了十来年时间填“坑”，既实现了前任提出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又为后任领导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每任领导都不顾发展的连续性，各人自搞一套，学校肯定难以健康发展。
三、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脱节是战略规划作用难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战略规划仅仅是为发展指明战略方向，确定战略目标，明确战略重点和战略行动，而要将这些转化为现实绩效，推进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则要靠战略实施。战略实施的难度在于，战略规划是行动前部署力量，战略实施则是在行动中管理和运用力量；战略规划是一个思维过程，而战略实施是一个行动过程；战略规划中需要协调的是少数人，战略实施则要协调全体师生的力量。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十分重要。
1.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在规划中变战略措施为战略行动
有战略措施没有战略行动，这是战略规划制定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战略措施属于发展策略，还不是战略行动。战略行动是实现战略的具体安排，不能用战略措施来代替战略行动。战略措施可以有，但应放在战略行动中。我们的战略规划往往缺少战略行动这一部分，而多数国外知名大学的规划中都有战略行动部分。如前述洪堡大学的战略规划，它针对每个战略目标都提出了战略行动，表1显示了其针对目标3（建设“有利于学术自由”的管理）提出的具体战略行动。
表1 洪堡大学战略规划中的战略行动 (三)
长远发展：行政改革和个人促进措施 |
重大行动及时间安排 |
行政服务网络改革计划的最终确定 |
2012年7月1日截止 |
研究服务中心重组 |
2012年８月1日开始 |
国际事务办公室的重组 |
2013年10月1日开始 |
人事服务中的重组 |
2013年1月1日开始 |
完成洪堡大学所有员工个人发展新计划 |
2012年５月1日截止 |
行政改革的评估 |
2014年11月1日截止 |
决策机构 |
执行委员会，各系及部门负责人 |
在制定“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一方面要 变战略措施为战略行动，而且要明确每一年的分目标和具体行动，以解决规划和年度计划脱节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把每年的行动列出来，进行任务分解。文华学院采用“清单+典型”的方式推进战略实施。“清单”指学校根据战略规划列出每年的重点工作并分解到有关领导和部门，定期检查落实，年终总结以此为依据。同时学校也注重抓典型、表彰先进，既总结好的经验，也为全校工作提供示范，从而推进战略行动有效落实。
2.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重视资源配置
大学是消耗稀缺资源的机构。企业与学校相比，企业水平越高，赚钱越多；大学水平越高，花钱越多。资源既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与社会互动交换的载体。大学战略规划要十分重视资源，如果不重视资源配置，规划就难以实施。
大学三大功能的实现都要靠资源支撑。资源的多少影响大学战略选择自由，资源雄厚，战略选择就多，如果只有两三个亿，那么战略很难选择；资源结构决定校长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公办学校“跑部前进”，民办学校靠学生，那就要把教学搞好，要追求生源，两者方向不一样；资源的依赖性决定组织的管理模式；战略重点要依靠资源来保证。
资源之于大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资源获取，即办多少事找多少钱。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给多少钱大学办多少事，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学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这就看各自的本事。第二，资源配置，即有了钱要怎么配置，怎么保证重点。第三，资源转化，即资源成为大学与社会互动交换的载体。资源转化是资源在个体发展、组织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创造。资源转化是学校获取资源的重要方式，是在实践中解决大学办学与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钥匙。
资源可以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发展性资源、衍生性资源。每一类资源又分为三种要素，基础性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性资源包括知识、政策、市场；衍生性资源包括理念、文化、制度。资源转化就是在三类九要素中相互转化。
资源转化的路径可分为三种：一是结合性转化，即资源联合嫁接路径；二是结构性转化，即资源结构优化路径；三是认知性转化，即资源内生路径。
事实上资源转化是篇大文章。前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曾多次讲到英国华威大学，该校能在较短时间内跻身世界一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资源转化。通过资源转化，获取基础性资源，实现价值优化，激活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重视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审视战略规划、监控战略实施并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的过程。战略评估至今仍然未被大家重视。推进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相结合，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应十分重视战略评估。做好战略评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审视战略规划。战略评估首先要对战略规划进行审视和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规划是否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是否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评估方式之一是邀请校外专家、有关领导、教师及学生代表对规划进行论证。其二，评估战略实施。首先，检查战略基础，了解构成现行战略的机会与威胁、优势与弱势等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何种变化，因何而发生变化。其次，衡量战略绩效，对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在实施战略目标过程中取得的结果。最后，修正与调整战略，在检查战略与衡量绩效的基础上，作出延续战略、调整战略、重组战略或终止战略的决定。其三，评估资源利用效率。在战略评估中，要对全校及各单位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评估。考察投入与产出比，进行成本分析，通过对资源占用与消耗、工作业绩的综合分析，对学校及各单位的资源利用效率作出评估。
战略规划制定过程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每所大学的发展历史、学科结构、人员结构不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其战略规划都需要创造。大学师生有文化、水平高、有智慧，学校规划最终要靠师生实施，需要大家认同。因此，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要汲取群体智慧、凝聚共识，调动师生参与学校发展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制定好规划。/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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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0.7
“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势大局，由人工智能“头雁”带动的科技革命、激发的产业变革是关键推动力，中美战略博弈是重要变量，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全球疫情“长态化”是新增变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顺应大势、推动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学校需要适应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变化，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国家需求中寻方位开天地，推动自己的内涵模式变革。中共中央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高等教育的方位和内涵变化，加快完善高等教育体系，以评价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高等教育的地位在提升
面对“十四五”时期的高等教育，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其发展的时代背景。展望新时代，大的主题词是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新征程、民族复兴、大变局、科技革命、创新型国家、主要矛盾变化等，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是普及化阶段、高质量教育体系、扎根中国大地、培养时代新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双一流”建设、应用型高校、职教本科等。聚焦到“十四五”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克服疫情影响等都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及重要发力点。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变革和竞争的重要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
1.“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在不断深化
1999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论断，“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由此成为新世纪二十多年来对我国教育地位与作用的集中概括。
“基础性”是根本的东西，表明无教育不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先导性”意味着先行先到和引领引导，教育、科技、经济、国家的渐次兴旺发达是世界中心迁移体现出来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在现代社会里教育的发展更是孕育着新的经济产业增长点；“全局性”代表着系统、全面和整体，体现着战略意义的重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纲举目张中的纲，影响着全社会的方方面面。
新时代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教育发展的时代感、紧迫感更强，必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支撑、培养时代新人，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依然存在并不断深化。“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教育。”“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因此，必须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2.“决定性、民生性”作用开始呈现
新时代必然有新的特征进展，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民生性”作用开始凸显。
“决定性”表明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更为关键，决定国力竞争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如：“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不仅“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难成国家的现代化，没有教育强国就难有现代化强国，没有人民满意的教育就不可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面对未来国际竞争局势的加剧，创新成为制胜的法宝。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龙头，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由0到1原始创新成果的孕育地，高等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未来。
“民生性”表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甚至像基础教育那样关系到千家万户。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和不断前行，高等教育将成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入学机会、就业、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等无一不涉及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校的局部细微小事对个人、家庭而言就是天大的事情。高等教育元素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点，影响越来越广泛。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将长期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直面的主题。
量变引发质变，既是客观的规律，也是时代的特点。高等教育既要为国家发展培养一流人才、奠定科技基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也要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现实需求。“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高等教育已不能光考虑“顶天大事”，还需要重视“立地小事”。小细节会决定大格局，社会治理方面的民生性问题常常会深度影响经济发展的行稳致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点都有可能起到重大作用。
在地位提升的过程中，高等教育需要把工作做实，特别是做好质量特色精加工，以春风化雨致绵绵入心达久久为功。
二、高等教育的内涵在变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义。时代之变、环境之变、基础之变、地位之变,必然会引发高等教育的办学内涵和发展方位之变。
1.深刻理解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学习借鉴苏联、欧美等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经验，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发展阶段特征，逐步建立起了适应每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等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截至目前，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有典型意义的高等教育模式都有中国学者进行研究，在我国的三千余所高等学校里都开展过多层面局部的尝试探索。
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时代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最终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提出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命题，指明中国的教育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办，表明新时代高等学校的面向、内涵、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
进一步概括而言：六七十年来，我们对世界上高等教育先进的经验模式都有过相应的学习借鉴，当今我们迈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高等教育在向更高水平迈进中需要创新自己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封锁也使得我们明白要走好自己的道路。办学和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永恒主题，而时代正在赋予其新的内涵特征——新时代的办学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新时代的育人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评价要做好导航护航工作。
2.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面对中美冲突加剧、全球疫情爆发，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在大变局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不同发展道路的发展中的大国，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基础推动社会稳定发展已成为基本的政策取向，为此需要丰富健全自身产业体系，实现满足内需和走向世界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2020年9月22日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中，提出“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把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就内循环而言我们需要思考：在经济上，面向高收入经济体未来和完整工业体系链条需要，着力发展让人民受益的产业；在社会上，面对主要矛盾变化，积极推动区域平衡，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好人口流动问题；在政治上，加快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满足信息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需要；在文化上，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和谐、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使人安居乐业。面对未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民生产业同样重要。
就外循环而言我们需要思考：在经济上，主动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理性推动开放大业；在政治上，面对冲突加剧，用智慧打破封锁；在科技上，融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创新发展和应用；在文化上，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先进文化。面对未来复杂国际环境，美国越是封锁，我们越要开放。
高等教育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面向产业链、消费链各环节，聚焦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民生保障短板、区域发展不平衡、美国科技封锁加剧等影响经济走势的重大问题，发挥自己的知识、智力、人才等创新优势，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体系关系，服务国内生产供应链完备、参与全球分工产业链调整，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实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文化软实力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发力，助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价值链的完整性和高端化实现。具体而言：
一是全面服务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求。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面对人均GDP跨越一万两千多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关键节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有着四千多万体量的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一定要瞄定扩大内需、发展安全的战略基点，科学对接国家全链条产业体系，促进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完整布局、分类评价，推动理论创新、应用实践、技术技能人才合理规划、科学培育，全面满足各行各业对尖端科技、产品研发、工艺生产、能工巧匠的现实需求，着力实现从0到1突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解决社会产业实际问题的有机结合。要聚焦国家战略，助力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还要面向民生领域，服务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开发孵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的产业。
二是全力推动对外开放新格局。展望世界未来，不同国家自然禀赋各异、科技创新降低商品成本现实、社会资本趋利本质不变三大推动商业全球流动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美好愿望，因此开放是滔滔大势，短期的“回流”抵挡不住长期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既是国家开放国策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巨大受益者，面对新发展格局一定要积极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是学习型、创新型组织，开放是其本质属性，因此要在国家未来开放大业中承担先锋队、融合剂作用。有关政府部门要从战略高度支持大学开放，把教育合作交流当作国家国际关系稳定器看待，推动建立国别间学术交流规范框架，重视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鼓励高校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往，大力弘扬中华文明软实力；高等学校要主动作为，关注发达国家领先学科分布和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强与全球科学家建立广泛友好关系，善用各种渊源扩大朋友圈，用更多智慧推动学术合作交流。
三、高等教育的模式在调整
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模式变革的因素，根本上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内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到了由学习借鉴向创新发展转变的历史节点，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外因是：新冠疫情催发的线上教育大规模实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力量，中美战略博弈又使得我们必须在变局中育新机。
在高等教育的模式中，办学模式处于枢纽环节，上接治理模式，下接教学模式，过去我们常常提及的“千校一面”指的就是办学模式。过去很多年，三者的关系基本是单向的，即“治理模式→办学模式→教学模式”，办学模式受治理模式的制约，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教学模式。而面向未来，它们彼此双向作用、交互影响的态势基本形成。
1.教学模式已经开始发生变革
在过去三十年里，教育界较早看到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国家在发展教育信息技术方面投入很大，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较多具有观赏性。例如，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市场的介入不多，健康的商业盈利模式没有出现；再如，慕课起步很响、提得很高，但在现实的应用中对高等学校教学模式的贡献并不大。
然而，新冠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宅家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新形态。仓促上阵的线上教学尽管看上去是浅层次的，主要是实现了课堂教学的搬移，但作用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并且是几千万大学生、两亿多各级各类学生的全面受益。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具有模式变革的意义，表明我们多年的投入有了真实的回报。现在商业界也非常活跃，新东方、好未来等社会教育机构纷纷踏足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教育领域。未来，有可能出现明星教师，他们的授课可以服务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学习。精品明星课程的出现，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地方院校教师的课堂讲授，但会使部分教师的作用变成辅导讨论，加强了课堂研讨，从而推动教学模式变化的发生。
还有实践教学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更加有效、如何以科研带教学、如何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等等，高等教育的各个层次类别、不同学科专业都会有所不同。如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会有根本性的不同，文理工农医各科的教学组织形式也定有很大不同。
今后的问题不是教学模式变不变的问题，而是如何变、如何把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更好的问题，是如何把不同教学手段的长处发挥好而规避掉其弊端的问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课堂教学、线上教学、实践教学的混合式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过去讲混合式教学谈的多是线上线下，概念内涵需要拓展，需要把实践加上，因为育人的目标方向在深化。二是如何实现规模化教学的个性化安排，人工智能、教学组织都是促进因材施教开展的工具与方式。
技术很重要，技术是实现理想、让思想变为现实的手段。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对未来的教学模式改革将发生重大的影响，将显著影响教育的形态变化。
2.办学模式将会迎来系列挑战
在“双循环”背景下，高校办学模式将发生深刻变革，办学更加多元也更加复杂。最根本的是坚持和立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深度影响，开展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多种探索。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办学模式的变化已经开始显现，未来的学校会更加多元和复杂。
面向国内，需要深化高等学校的多种职能，整体实现各校教学、科研、服务之间的有效耦合，针对科技前沿、产业方向、区域繁荣、企业兴旺、安全发展等现实问题，达成潜心学术和开门办学的有效统一。
面向国际，需要扩大开放，创新发展，重视效果，实现高水平开放，在中外合作办学、新型国际教育学院模式、网络教育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如面对疫情对国际学生留学教育的影响，国外一些大学主动与我国高校联系，合作开展留学生国内授课模式，这就对将来高水平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建设有所启发。还需要进一步表明的是，不同高校要依据自身的定位特点开展办学模式改革探索，不能再走大一统的办学模式之路，要思考普及化阶段、智能化时代的办学特征。
面向未来，“大教育”办学模式将会出现，特征是一个“融”字——教育融入社会，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学科相互融合，专业融合产业。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纵向上有助于建立高等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深度衔接，横向上有助于搭建起高校之间资源优化组合、高校与企业社会融合发展。高等教育将越来越关注资源共享，关注世界性知识资源合作，高等学校将成为对各方开放的载体平台，进而形成大教育办学格局。
3.治理模式需要早日筹谋应对
伴随着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化的公开、公平、效率诉求会不断增加，高等学校对社会开放程度会不断加剧，将对传统的科层管理模式提出挑战。
教育购买服务、大数据管理、人与人交往方式、学术工作方式等也都会实质性影响行政运行体制机制，进而推动教学组织形式及教育形态业态的变化。大规模、多层次、多元协同会频繁发生，区块链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教育评价的改革。这一切，会真实地让人们感受到从管理到治理的变化，未来的变革将是全方位和根本性的。
4.“四新”建设将推动以学科产业融合为基础的创新
“四新”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旨在促进学科之间融合、推动学科和产业之间融合，在融合中推动创新。一是新工科全面深化，推动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推动产业升级；二是新医科面向生命全周期，服务健康中国；三是新农科瞄准绿色生态，服务乡村振兴；四是新文科用中国理论讲好中国好故事，注重先进科技元素融入。
四、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任务在加重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教育工作的重点。教育体系建设，包含着对体系的科学理解、构建原则、优化依据，也包括如何看待教育自身及与社会的关系，重点方向是提高体系的自适应能力。
1.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一个好的教育体系应能形塑美好未来、反映社会变迁、遵循教育规律、满足时代要求，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衔接沟通顺畅，各级各类学校定位清晰，整个教育体系开放包容，形成面向社会的自适应调节机制。
教育体系是对一个国家教育情况的基本架构与描述，对内是路径，对外是标识，对个人成长与单位招人的影响巨大。越是成熟的教育体系越定型，这种定型不是僵化而是宏观有序、微观灵活，满足社会组织和家庭个人的多元教育需求。而教育体系的成长、成熟是一个过程，与教育的普及程度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
中国教育发展至今，已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教育体系，该体系基本能够满足社会的多方面需求，这是笔者对体系现状的判断。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优化完善，让结构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让体系能够根据社会需求而进行自适应调节，还有就是把一些新兴的教育形态或已经发展起来的教育形式顺畅地融入现行教育体系之中。
完善教育体系需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层次、类型、形态、内外间的关系。其中，层次、类型是老生常谈，常谈常新；教育形态近年来变化很大，新形态新业态不断涌现；内外主要指教育与社会。理想的状态是结构问题反馈及时，体系通畅自动调节。
2.高等学校分类发展
高校分类问题在教育界已讨论了很久，一直难有定论，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分类是主观的、简单的，现实是客观的、复杂的，所以怎么分都会有争议。但是，作为科学研究或者政策引导，总还是需要把那些典型特征分离出来。
发达国家已现实形成了学术性和应用型两个体系的高等学校模式，只是界限分明程度不一。德国分明，有着上千年的行会管理传统，非常重视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因此从业人员技术技能水平高，产品精益求精底子硬；美国不分明，但也有专业大学或专门学院的类型，是个移民国家，相对而言更重视通识教育个性张扬，所以创新意识较强，思维灵活，不拘泥传统；法国、英国、日本相对而言居中。可见，教育体系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也由此导致各国的核心竞争力特点不同及国家战略方向差异。当然，好的东西大家也都会彼此借鉴、努力扬长补短，如德国硬件强补软件而出台工业4.0智能版，美国软件强补硬件而实施制造业回归战略。创新如心脏引擎，应用如血液循环。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后发型国家，两方面的长处都要吸收，创新和应用都需重视和兼顾，但各高校对模式的侧重、发展的重点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把高等教育分为5A1、5A2和5B的做法比较接近我国的实际情况。5A为理论型高等教育，其中5A1按学科设专业以为研究做准备，5A2按行业设专业以满足产业高技术的发展要求，5B为职业技术型的高等教育。2017年，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总体上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为此，笔者将我国高校划分为理论型、实践型、职业型三类，进一步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是：理论型高校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实践型高校加强综合能力应用，职业型高校侧重操作能力训练。理论教学、实践运用、技能培训是所有高等学校都需要有的教育模式，但三类高校在侧重安排上要有模式意义的差异。
五、通过评价改革引导高校高质量发展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高等学校要扎根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理解发展的重大变化，找准发展的具体方位，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强模式探索，用评价改革来实施引导，这就是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
1.适时引导方位调整
高校评价要以积极的方式引导教育的方位调整，推动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伟大实践。
首先，“破五唯”需破的是过去，简单的量化指标适用于机会短缺时期或学习借鉴的粗放阶段，是典型的阶段性问题，在发展内涵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显然已不再合适；其次，“破五唯”要立得起未来，未来最大的不变是变化本身，评价改革要能激发出创新活力，把变化的方向把握准、引导好，推动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再次，“破五唯”要守得住本质，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教育评价要有助于深化内涵式发展和促进学生科学成才。
2.抓住核心特征进行评价
本质内涵是什么就评价什么，岗位要求是什么就评价什么。评价要抓准抓稳核心特征，导向明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并聚焦“双一流”建设、应用型本科、师范教育评价提出建议，说明这三类院校具有典型意义，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重点推动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它们在特色建设上积极探索，在自身科学定位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其他高校发展做出示范，为高校分类评价积累经验。
《方案》还进一步提出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促进科学成才，说明评价的导向不能走偏。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业标准基础、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学科评估、研究生选拔等方面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从师德师风标准、促进专业发展、强化一线学生工作、着眼教育教学实绩、改进教师成果认定、突出质量导向等方面强化教师育人职责；从鼓励高校学报向教学研究倾斜、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完善国家教学成果奖评选制度等方面强化组织引导的科学性。
面向未来，高等学校要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丰富实践中开拓自己的道路，满足社会旺盛需求和自身水平提升需要，从学习借鉴向创新模式转变，在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中建功立业，在创新发展中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中国模式。/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献来源：《江苏高教》2021.5
“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与高校的战略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已经正式发布，如何理解和预判“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与形势，选择适合的高等学校发展战略，这是当前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就“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与高校的发展战略进行分析讨论。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内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整体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需求、使命与任务、支持与条件、发展模式与机制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给高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世界格局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纲要》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竞争的加剧更加凸显高等教育的战略支撑作用。我国在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在2020年达到60%的基础上实现更大幅度的提升，高等教育将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进入普及化阶段，对社会治理、社会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渗透作用更加突出。世界的全面变局，发展方式和路径的重大变化，都在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使命与任务，对高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提出新的要求，在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高校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全面影响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
阿什比把大学描述为“遗传与进化的产物”，当代高等教育无疑正在适应中发生深刻的变革，处于快速“进化”中。传统大学的知识创新方式正在迭代发展，学术活动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日益紧密。基础前沿研究成本巨大而价值更加突显，已经从主要基于个人兴趣驱动转向社会组织推动。大学与市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企业、大学与个人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科技功能、文化功能、文明建设功能日益突出，大学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正在建立，大学组织模式正在适应信息社会而进化，传统高等教育理论面临创新的新需要。从“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是这些变化迅速呈现的时候，只有应对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坚守大学的核心价值并保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2. 科技创新是我国中长期战略重点，也是高校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撑点
科技竞争是当前国际竞争的核心，也是中国发展需要突破的最大制约因素。《纲要》在第二篇前言中，把科技创新排在发展战略措施的首位，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面临突破“卡脖子”技术、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技术的迫切需要，也面临运用科技创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实需要，更面临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等提升发展质量的需要。高等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前沿研究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培养大批适应科技竞争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是科技竞争最重要的基础保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要求大学推动基础前沿研究、培养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的人才。大学必须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问题加大攻关力度，结合经济社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围绕社会发展需求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大学需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推动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新师范、新理科、新经贸、新政法、新外语等学科建设，加快自身改革步伐，结合高质量发展战略实现自身的再次“进化升级”。
3. 制造强国战略要求高等教育面向经济发展培养高端制造技术人才
《纲要》在第三篇前言和第八章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明确提出坚持“制造强国战略”。这指明了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和变革方向——面向实体经济、为制造业升级和走向高端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为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培养优秀人才。
为此高校就要重点发展面向社会需求的“实科”，面向先进制造业，面向技术交叉、深度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培养适应高端制造业需要的人才。《纲要》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目标，传统制造业学科需要结合信息化升级改造，新兴制造业学科需要尽快建立，基于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应是重点建设的领域。
4.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为高层次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带来更多需求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基础创新不足成为突出矛盾。《纲要》在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明确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显著高于预期的GDP增速，不仅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还明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可见《纲要》已经将基础研究提高到重要的国家战略层面。
《纲要》的出台对高校的基础研究是巨大的鼓舞。大学研究的重点和优势本来就在基础研究领域，未来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将会大大支撑基础学科的发展，也会提出对基础研究领域优秀人才的更大需求。为此国家已经批准在60所高校设立199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全面实施“强基计划”。我国基础学科的核心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多年来投入不足、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发展艰难，优秀人才更愿意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经管类学科。这样的情况很快将会发生逆转，国家未来将会引导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基础学科将会获得更多学术资源，这些变化都会对高校发展带来长期影响。这是研究型大学“十四五”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5. 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人文学科创新发展
《纲要》第十篇明确了推进文明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该篇前言明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第三十四章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中国特色创新智库建设”“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持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第三十五章聚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低迷动荡的世界与欣欣向荣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的制度优势逐渐凸显，招致“羡慕嫉妒恨”的多方面攻击和围堵，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冲突明朗化，国际竞争日益突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文明与文化建设已经列入国家重点发展内容。高等教育在文化竞争与文明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支撑中国突破阻击、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力量，文化自信、理论创新、文化软实力更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关键作用。
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为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对高等学校在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高等学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需要积极推动文化研究。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功能不断增强，更要求高等学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优秀人才培养，为社会主义文明与文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学校分类特色发展压力增大
《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60%，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提高到92%，但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在“十四五”期间增长乏力，适龄总人数减少、高等教育就学总需求下降成为长期的必然趋势，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进入质量提升和内部优化调整的新阶段。
社会的高等教育需求也越来越趋于理性。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竞争甚至更加激烈，但一般高等教育的需求相对稳定，弱势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升反降。原因在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社会上体力型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体力型劳动的价值得以回归，薪酬将会逐渐出现某种形式的“脑体倒挂”，即蓝领薪酬将会显著超过低层次白领。低层次高等教育需求下降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预计我国高等教育“十四五”时期后将会整体进入内卷的存量竞争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特色成为竞争力的关键，国家必将大力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办学，鼓励高等学校在各自的层次类别中办出特色，努力提升社会适应性。这样的发展形势将会逼迫高等学校放弃以往的粗放式发展战略，从扩规模、上层次、争资源转向分层分类、特色发展。只有在细分化的市场里确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可能为学校发展提供充分的动力，这是高校应该充分关注的新趋势。
7. 区域协调发展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变革要求
《纲要》在第三篇第九章中明确提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是“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发展成为“十四五”时期新的发展路径。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备受瞩目。《纲要》提出提升区域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水平，优化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的区域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些方面都会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布局结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的，主要依据大区进行全国布局，实行中央和省两级行政管理。经过近70年的发展，原有的区域特征已经发生改变，东西、南北发展差距拉大，东南沿海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孔雀东南飞”，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困难加大。在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基础的新区域发展格局中，不仅面临区域内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更面临区域之间高等教育发展的激烈竞争。区域协调机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优化协调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从原有的政府、市场、高校的三角关系过渡到政府、区域、市场、高校的四边关系，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出新的挑战和变革要求。如何推进区域之间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同时，《纲要》提出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建立新型创新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这些方面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提出创新的要求。
8. 数字中国建设与教育信息化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
《纲要》专门在第五篇列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指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这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数字信息化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经济升级换代的驱动器和效益的“倍增器”，也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更是新的社会治理结构的依托和国家安全的基石。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把数字化作为未来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也为高等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中国建设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数字领域科技攻关和科技人才培养；二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运用数字技术全面升级和创新发展；三是参与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四是适应数字时代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和变革育人模式。《纲要》把“智慧教育”作为数字化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提出“发展场景式、体验式学习和智能化教育管理评价”，对基于数字技术的学习方式变革和智能化教育管理提出具体的要求。高校不仅要重视数字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学校的整体发展都要基于数字背景，运用数字技术作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器和“倍增器”。
9. 提高国民素质需要高校参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在推动国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社会文化、推动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气都需要高等学校的深度参与。《纲要》注重民生、重视社会文明建设，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强调应对老龄化、发展托幼教育，明确要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这为高校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和增长点。高等学校不仅要重视学历教育，也要在建设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可以有效对冲适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
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一直追求办学大规模、服务全中国、学科多而全，导致竞争激烈、大而不强、缺乏特色。新的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更有利于区域化、地方化高校的发展，立足特定地区需要、办学集中而有特色、规模小而精是地方性高校需要关注的发展趋势。“农业优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对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巨大的鼓舞，也对人才流向提出新的要求。围绕乡村振兴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新的发展契机。
10. 国防建设新理念和新国家安全观对高等教育提出新要求
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领域扩大、紧迫性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应当把支撑平安中国建设作为高等学校的发展重点之一。《纲要》在第十五篇中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高等教育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应当有所作为。
平安中国建设“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不断增强国家安全能力”，这就进一步要求高等学校坚定办学的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围绕国家重大安全诉求确立发展重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需要更多聚焦“卡脖子”问题，主动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导向参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二、“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发展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表明，高等学校只有从国家规划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才可能在贡献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更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持。研发投入、基础研究投入以及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增加为高等教育整体提高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机遇，尤其在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持续缩减的大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战略方向和重点的调整也对传统发展模式形成挑战，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1. 高校整体发展从“大而全”到“专精特”的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质量发展进入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细分化发展新阶段，每一所学校都应立足自身的细分市场确立竞争力，“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高等教育整体的供需关系逆转，竞争必然导向细分市场。社会需求趋于理性客观，从盲目推崇名校转向看重学科专业水平和就业状况。大学排行榜的影响力降低，学科评估的影响力扩大，国家政策也鼓励高校集中发展优势学科，近年来众多高校主动撤并薄弱的学位点就是例证。
研究型大学正在成为各地争抢的“香饽饽”，异地校区建设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面临“摊大饼”迅速稀释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风险，需要从学校整体战略角度谨慎决策。“全面优异”是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都无法做到的，世界顶尖大学的发展历程对此已经做出证明。西方一流大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校园扩张，“各美其美”“有选择的卓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研究型大学而言，控制规模、谨慎铺摊、抵制诱惑、科学布局、坚持精英教育原则、注重核心竞争力应当是基本战略。《纲要》在第二篇第四章第一节中指出，国家重点“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这作为办学体制探索的模式有很大空间，具备条件的高校可以积极参与相关实践，在学科专业上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立足前沿突破性研究领域，承担国家基础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对标世界一流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国家鼓励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专业，但高校更应量力而行、紧扣核心战略慎重选择。
我国多数优秀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这些年将战略重点放到了提升各种评估指标、争进各种计划项目上，整体上有走向“总体优秀的平庸化”趋势。这些高校多数是老牌的行业名校，在优势领域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实力，在推动大而全的发展中，传统优势面临丧失的危险，有些高校甚至“种了别人地、荒了自家田”。这些高校如果按照大而全的方向发展，很可能难以进入“末流研究型大学”之列，又失去了传统优势市场，如何确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战略重点。
教学型大学在我国本科高校中占比最大，前些年忙于追热点、上新专业、上学位点、扩展办学空间，社会适应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与社会需求脱节的情况比较突出。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趋于稳定继而下降，这类学校整体面临后劲不足、竞争力薄弱的问题。这些高校“十四五”期间及其后的发展需要转变以往的发展方式，适当收缩“阵线”，谨慎扩张，立足区域就业市场加强特色建设，整体增强市场适应性。
应用型高校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重点支持的发展方向，然而如何理解应用型、如何选择建设路径仍不清晰，更多学校在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战略选择上尚未形成共识，这些都是规划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应用型高校的建设不应聚焦某种高校类型模式，更应以增强“应用性”为方向，随着应用性的持续增强和影响力的产生，自然就可以建设成为应用型高校。
校区建设是高校重大发展战略问题。我国高校整体扩展校区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但近年来各地加大优质大学引进力度，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是陷阱？校区作为腾飞的基础可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但必须防止“贪心膨胀”的风险。如果盲目扩张，高校可能成为“地主”而被困死在土地上。因此，高校应该聚焦细分市场和自身核心竞争力来规划校区建设。目前看来，新校区与优势产业结合、探索新型创新机构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果以创新领域为基础，与学院相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院制”似乎更有利于发展；如果没有新的、与科创充分结合的建设机制和模式，校区重复分散则可能面临巨大风险。
2. 经济落后地区高等学校的战略选择与人才战略
我国整体进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发展新格局，基于行政区划布局的高校服务重点转向区域。因此，高校对自身竞争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对市场需求的分析等都要跳出行政区划而立足区域，确立自身的定位与发展战略，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短期内难以根本逆转。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等教育是面向当地办学，还是面向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办学？面向当地办学可能面临产业难以支撑的困难，面向发达地区办学则可能失去当地的支持。先培养人才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还是按当地实际需求培养人才？高校与地方的协调发展需要战略思考。
未来高校间的人才竞争会不断加剧。国家出台政策来控制西部人才外流，这可能会降低对优秀后备人才的吸引力，而不扎牢篱笆就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陷入禁止还是放开的两难选择。人才自由流动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如何规范人才流动是新的挑战。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利益追求并行不悖，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待遇是关键。经济发展依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不是简单的补贴或减税，吸引人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盲目强调待遇不如建设更合适的工作与发展环境。
3. 适应科技创新需要，调整高校学科战略方向
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多地依赖科技进步，科技财富、科技竞争力时代已经到来。传统学科和专业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大学的优势学科因为没有聚焦新增长点、实现新陈代谢而迅速衰退。如何突破定势和既得利益实现学科自身的更新，这是每一所高校都应关注的问题。
高校在学科战略上，更应立足当地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辨析真实需求和发展趋势，不断巩固和升级自身的优势学科。盲目追逐学科热点可能面临冷热轮动的风险，往往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工科、财经、管理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热点学科总体上发展得更快，但四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关基础，盲目放弃自身优势而去追逐热点，则会因为缺少竞争力而难以取得成功。
学科冷热只是表象，热门的弱势学科同样发展困难，冷门的优势学科同样发展很好。关键在于学科适应性和学科竞争力，能够在细分的高等教育市场找准自身定位的学科就是好的学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几乎所有高校的学科战略调整都提出新的要求。总体而言，高新科技类专业具有最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纲要》明确列出的重点发展方向，但也要看到，高新科技类专业的就业总比重是有上限的，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增反降，一窝蜂上科技类专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问题。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重会持续上升，我国未来社会服务类专业的需求也会不断提升。新技术与传统学科交叉形成的应用学科具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社会管理类学科的需求会增大，纯粹人文类的优势学科也会得到更大的支持。在一片看好高新科技的热潮中，必须冷静地认识高等教育结构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调整趋势。
4. 人文类学科需要紧跟时代与传承传统、服务社会与坚守独立相结合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占比将会努力保持稳定，服务业占比将会持续增加。随着智能制造的大规模应用，制造业的就业需求必将下降，服务业的就业需求将会持续提升，对人文社科类专业人才的总体需求会持续增加。虽然高新科技的作用愈加突出，但理工科专业的就学人数占比仍会下降。从就业市场需求看，人文社科类人才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人才、社会运行综合管理人才和文化建设人才三类，在高校学科专业中分别对应的是应用文科类、管理类和哲社基础类。应用文科类是大部分高校学科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层次持续提高；哲社基础类注重学术发展，需要的主要是学术人才。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应该选择自身的聚焦点，确立自身的主要发展方向。
未来高等学校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必将不断拓展，但形式和内容都将发生较大变化。以“创收”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服务将逐渐减少或剥离，高校的教育属性将不断加强，社会服务将主要转向基于高校自身学科和技术专业优势的产学合作。虽然高校办学经费多样化的趋势仍将继续发展，但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占比将会上升，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会增加，社会捐助也会增加，高校的其他经营性收入将会受到限制，校企分离会加快。高校需要经得住诱惑，坚守自身的价值与发展战略，防止偏离初心和发展方向。
5. 民生福祉投入不断增加，为高校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生产将日趋智能化，对普通操作技工的需求必将下降，服务业必将成为更加重要的就业去向。在高新科技、基础学科、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不具竞争优势的一般本科院校，更应当聚焦以增进民生福祉为重点的服务业。
老龄化与适老服务的兴起，对护理、康复、托老管理、适老产品开发与服务提出了巨大需求，未来将拥有非常庞大的市场，对应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必将有较大发展。随着家庭服务专业化的不断发展，从智能化家庭管理到家政服务，将会形成家庭服务的巨大需求。随着出生率的下降，鼓励生育的政策会不断加强，专业化托幼服务的市场空间将会不断扩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设施将会大幅增加，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形成新的需求。社会的公共服务范围将会有较大拓展，围绕公共服务会形成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服务业会有新的大发展。除了运动健康、美发美容、保健养生等传统消费领域外，赛马、冰雪运动、击剑、户外徒步等新兴消费领域不断涌现，为高等学校拓展学科专业提供了巨大空间，高校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这样的变化。
6. 大学育人方式变革面临技术和社会的多重挑战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技术将会在“十四五”时期对大学的组织模式和育人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学生之间的交往日益社群化、网络化，难以适应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传统的大学组织管理与社群化交往的矛盾将会突显。在线教育的发展与教育资源的丰富带来教学方式的变革，对大学的意义与价值提出挑战，学习方式的变革还会重新定义师生关系。随着经济的富裕和虚拟网络空间的发展，学生的学习动力与精神追求也在发生变化。技术进步的同时，心理健康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在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化现象的冲击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挑战，迫切需要变革创新。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难以阻挡，“佛系”现象对社会生产和消费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信息时代的知识学习呈现“快餐化”趋势，独立思考和客观理性受到冲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加困难，而社会发展更加依赖创新，这些变化都对大学的育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7. 高新科技学科专业人才争夺加剧，高校人才战略面临更强竞争
在高新科技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高校之间的人才争夺战将会日趋激烈。随着社会研发重点转向企业，企业与高校的人才争夺将更具挑战性。近年来选择大企业的优秀高科技人才远多于选择高校的，大学已经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在以往的创新体系中，大学偏向基础、企业聚焦应用，而随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界限的日趋模糊，大学与企业研发机构的交叉成为必然，大学的“围墙”面临被冲破的风险。高校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破五唯”困难重重，分类评价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对人才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尤为突出的问题是，统一的、基于身份和绩效的薪酬体系扛不住市场化的竞争，高校与企业和社会组织争夺人才缺少优势。建立基于市场的高校薪酬制度成为必然要求，但这与科层化的高校组织模式及大学传统形成矛盾。这些方面对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提出新的要求，用人制度和机制的改革也是“十四五”时期高校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措施。
8. 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多样化，如何拓展发展空间是高校面临的新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进入稳定发展、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区域和地方经济基础将会更加雄厚，发达地区将会掌握更多资源。高校如何协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获取地方更大的支持，将会影响高等学校的整体发展。产学合作将会有大的发展，但产学合作的利益机制存在矛盾。如何平衡企业、大学、学者、大学内部学术单位四方的利益，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这是需要破解的难题。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税制改革的推进，未来大学的社会捐助将会持续增长，如何拓展和有效利用社会捐助是大学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随着大学运行复杂性的持续提升，财务风险防控与学校经费的科学合理配置需要更高的科学规划能力，校园与设备设施条件的升级建设也对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方面都将推动高校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如何建立专业的高水平管理干部队伍，提升高校整体的管理水平，也是“十四五”时期高校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9. 国际化遇到逆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面临更大挑战
近年来发达国家兴起“反全球化”逆流，国际交流受到巨大干扰，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大大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严重阻碍了国际往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学术交流都将困难重重，我国与美加澳英的高等教育合作也会面临困境，需要重新审视高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交流是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高校学术交流被迫更多地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交流范围更多地受限于友好国家，前沿技术交流变得极其敏感，传统的国际交流方式必须进行调整。技术封锁会降低国际交流的收益，高校要更加立足于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将受到更多干扰，我国持续多年的“引智”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合作办学的吸引力降低，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可能难以为继，办学方式面临调整。高校需要调整国际化发展战略，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1 0.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完善高校法人治理制度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市场体系将会更加规范，政府治理能力得到提升，财税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激发。高等学校需要适应这样的运行环境，不断完善自身的法人治理体系。随着社会参与的深度发展，大学治理需要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高校要作为完整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治理，必须完善自身的体制机制。高校在处理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时，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提高法治规范水平；人事管理制度必须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合乎国家政策法规；学术管理要加大学术不端的治理力度，加强科研伦理管理；财务校产管理需要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大财务风险防范力度；在信息时代需要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体系，更加重视信息安全；学校的品牌经营、知识产权管理和危机管理都要大大提高法治规范水平和专业化水平。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体系任重道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学校面临百年不遇的知识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传统高等教育理论面临发展的现实需要。《纲要》指明了国家的整体应变方向，高等学校更应该从战略层面强化规划与管理，坚持“遗传与进化”的原则，学会在变局中把握机遇，实现自身的升级发展。/戚业国（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文献来源：《复旦教育论坛》 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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