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之际，总结学科建设的成绩和不足、讨论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欠缺，谋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思路和策略，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我国已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但存在学科专业设置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不够适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不够适应、专科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学科学位不够协调等问题。建设一个好的学科，要明确学科方向、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建设好一流的研究平台。加快学科建设，学科的评价应当与学科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加强学科建设，需要处理好学科与学校、学科与学科、学科与学院、学科与重点实验室、学科与专业等多重复杂的关系。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结合点，要着力抓好。

 

关键词   学科建设；学科分类；学科设置；“双一流”建设

 

　　近年来，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中明确了“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原则以来，加强学科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相关举措不断推出，各高校的学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针对当前学科建设现状，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陈洪捷教授发文《“双一流”建设，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介绍了德国以“卓越集群”为基础和重点，建设“卓越大学”的经验，其中“卓越集群”与产业群对接，聚焦重大研究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鼓励不同学科和院系的研究者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平台。王义遒先生认为产生“学科中心主义”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人们过于追求排行榜上的位置。他提出，在管理上，无论是科技部门还是高校，都切忌奉行“学科中心主义”，而要以“问题导向”的大领域、大方向为区块，整合学科集群，发扬个体优势，互相取长补短，在协同合作中追求学科整体卓越。

 

　　在近年来关于“双一流”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的论坛及研讨会中，也更加频繁地听到学科交叉、学科汇聚、学科融合的声音。为加强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设专栏讨论，还新创了一些刊物，专门讨论学科建设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于2019年首创以学科建设为主题并以此命名的杂志《学科建设》。主编王小力在《主编寄语》中坦言加强学科建设研究的急切之情：“实践证明，不重视学科建设办不好大学，不研究学科建设办不出一流大学。”2020年8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教育类学术期刊《大学与学科》杂志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发表首刊寄语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部署背景下，创办《大学与学科》杂志恰逢其时，有助于系统总结70多年来中国大学与学科改革发展和创新经验，主动建构中国特色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研究范式，服务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

 

　　当下，正值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之时，总结学科建设的成绩和不足、讨论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欠缺，谋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思路和策略，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共同话题。在厘清学科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讨论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式及其转变问题，是一个实际而有意义的问题。

 

一、我国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

 

　　客观地说，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有意识地抓学科建设的时间不长，对什么是学科、怎样建设学科等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足，对学科发展规律还缺少把握，功利主义又遮蔽着一些人正确认识学科的视域，扭曲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随着知识发展的水平而不断演进的。学科体系也是一个“生命体”，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满足时代需要的活的东西。一旦停止发展，学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我国学科发展的历史，了解今天的学科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邹进文曾对我国学科分类史做过研究。我国从唐代开始将学科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经部主论政治、道德、伦理；史部包括各种史学著作；子部包括诸子百家，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集部为文学著作，体现中国文学成就。这种“四部之学”的学科分类延续千年。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引入和我国工商业的发展，“四部之学”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因此产生了新的学科分类。1904年1月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将中国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格致科（即理科）、工科、农科和医科，称为“八科之学”。由“四部之学”到“八科之学”是我国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变。其中，保留了“四部之学”的经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吸纳了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成果，与西方学科体系大体一致。“八科之学”体现了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取消了经学科，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基本延续了清末学科分类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以1949年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为标志，逐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完成大规模的院校调整为标志，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体系。1952年院校调整后，共设182所高等院校，其中，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院校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科院校29所，财政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5所，语言院校8所，少数民族院校2所。从高等院校设置体系看，不仅坚持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类的逻辑，同时也坚持了为行业服务的逻辑，特别是工科院校的设置与行业部门相当一致，乃至一看校名就知道是为什么行业服务的院校。

 

　　与此同时，教育和科研各自独立两套体系的建立，对我们在学科和专业的认识以及如何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前，高校的工作全部是教育而几乎没有科研，高校的基本语言是专业建设而不是学科建设。这也符合当时的政府对高校的职责要求，即以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为目标，适应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事实上，为了培养这种专门人才，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及某一领域的实践经验在内的综合教育。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高校里，学科建设是服从于专业建设的，而且往往是隐性存在；而专业建设是直接服务于培养学生的，是显性存在。不仅如此，当时的行政建制也基本上是以专业为单元，教师队伍的建设也是以专业建设为中心的，这些都保障了专业建设的顺利开展。

 

　　突破教育与科研分割的体制藩篱的第一人是邓小平同志。他在1977年7月29日与方毅、刘西尧等谈教育工作时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两个中心”的思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高教界的热烈响应。“两个中心”的思想不仅推动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而且赋予了高校更加全面的社会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全面展开，我国高校顺应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潮流，蓬勃发展。

 

　　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中心”的思想，推动教育与科研的结合，在学校实际工作中的直接切入点是研究生教育。我国的学科体系也就是在建立学位制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完善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虽然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但没有学位制度，是无学位的研究生教育。1978年恢复了招收研究生。1979年2月，胡乔木等人提出建立学位制度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批示“建议由方毅、乔木同志主持提出具体方案报批。”由此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起草工作。不到一年时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80年2月1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迈出了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学位条例》规定：“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随后，国务院于1981年5月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式明确了学位授予的学科结构，即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0个大学科门类进行授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学科进行具有法规性意义的分类。学科分类当然应讲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在事前的讨论和方案的论证中，而行政的规范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的。

 

　　在《学位条例》和《实施办法》颁布后，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全面展开。1981年，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始第一批学位授权申报。由于对学科专业的认识不尽一致，报送的口径宽窄不一，有的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研究方向，但多数相当于今天的二级学科。教育部在此基础上拟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设置60个一级学科，666种专业，这里的专业内容相当于二级学科。据此目录，审核批准了我国第一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从1982年开始，按此目录招收研究生。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修订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于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并试行。后经增设军事学学位后正式确立了11个学科门类、64个一级学科、647个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从此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有了规范的学科分类体系。这个学科目录适用于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和规范功能。

 

　　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共三级。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二级学科是学位授予单位实施人才培养的参考依据。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其设置既要符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还要兼顾教育统计分类的惯例。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二级学科是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在1983年方案的基础上，经1990年、1997年、2011年3次调整，现设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自1983年方案确定以来，学科分类的基本格局始终保持稳定，局部微调以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科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在学科门类上与研究生教育的一致，但不设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而是设置专业类和专业，在定位上相当于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具体内容有所差异。本科人才培养强调专业，传承着专业教育的传统，突出本科教育培养满足职业需要的专门人才的分类需要。

 

　　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高校机构设置中的学科办公室等往往和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机构联系在一起。

 

二、学科分类的国际比较

 

　　人类知识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对于知识系统的划分却是人为的。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路径不同，以及进行知识分类的目的不同，各国在知识系统划分上（表现形式为学科专业体系）必然有所区别。但科学是无国界的，学术交流是有规范的，因此，各国的学科专业体系是有联系、存在某种对应的。

 

　　对于各国学科专业体系的比较，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张文玉曾于2012年将学科大类划分以及一级学科划分列表比较，（见表1）并对一级学科设置情况进行了对照。统计数据为，中国设置一级学科110个，美国为38个，英国为20个，加拿大为49个，欧盟为21个。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机构为了衡量我国学科发展的国际可比水平，对我国的学科设置与一些国际科技信息服务公司的学科分类进行了比照，发现能够完全对应的学科是少数，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多数是不能完全对应，但存在相互映射关系，还有一些是各国独有的，说明国际间的学科专业设置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总的看，多数研究认为，与国外的学科专业分类相比，我国的学科分类偏窄，综合性偏低，缺少交叉学科设置，有的学科大类设置也不尽合理。

 

三、我国学科设置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学科专业设置是“对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进行管理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之一”，这种“规范功能”对于推动和引领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不少同仁所说，科学设置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基础没弄好，建设就会出现矛盾。从现实看，我国目前的学科专业设置总体上呈现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这种体系有自己的实践依据和学术逻辑，也有与国际相通的学术话语，对学科发展、学术繁荣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肯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学科专业设置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不够适应，跟不上科学技术文化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不够适应，跟不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还存在着专科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学科学位不够协调的问题。这两个“不够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是我国学科专业设置上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其含意深刻，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切实加以“深入推进”，着力解决上述两个“不够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的问题。进行学科专业调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性问题，也有实际利益的问题。因此，推进学科专业调整，采取“休克疗法”简单从事不行，步子太小又解决不了“不够适应”“不够协调”的问题。需要稳慎操作，蹄疾步稳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要求。

 

　　学科专业调整，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学科划分的调整，二是学科专业点布局的调整。两个方面都要深化改革，深入推进调整。第一个方面的调整是体系性调整，影响面大，要谨慎，但也可以有所作为，如增设交叉学科门类，推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有的学科可以保留其形式，调整丰富其内容，使学科设置因势而进。在第二个方面，要注重发挥高校主体作用，促进高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从满足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增强应变能力，主动担当，凝练方向，发挥优势，形成特色，作出贡献。政府要注重宏观把握，注重规制建设，坚持依法施策，适时适度调控，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点的结构布局，推动培养单位依法办学，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

 

四、学科建设需要抓好三要件

 

　　从我们的实践看，改革开放前，主要进行专业建设，体制性的隔离使我们缺少系统的学科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科的明确，政府和高校在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对学科建设的把握都在不断加深。

 

　　从政府的角度看，明确地提出抓学科建设是从1995年实施的“211工程”开始的。这一工程的名称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突出了重点学科建设。在指导思想中进一步明确表述为“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坚持高标准、高水平，调整学科结构，大力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新兴、交叉学科，努力使一些学科或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可以说，从那时起，学科建设成为政府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一个抓手，而且在以后的“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双一流”建设中都得到了坚持。

 

　　从大学的角度看，虽然有的高校较早开始抓学科建设，但普遍地有意识地抓学科建设，始于2002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认真思考“两个问题”，精心制定“三个规划”。“两个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三个规划”即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并且要求每一所部属高校都要拿出“本子”。这一要求对部属高校的领导们普遍重视学科建设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设一个好的学科，基础性的工作是什么？总结我们这20余年的实践，更深切地感到抓好方向、队伍和平台这三要件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1. 学科方向问题，实质是解决“干什么”的问题，关键是项目。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找准科学的前沿问题是什么、国家或行业或区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分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可能；要有勇于担当为国分忧的责任意识攻坚克难；还要有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与科学家座谈时强调科技工作要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高校的学科建设要坚持好这个方向。总之，明确学科方向，是一个需要精心凝练、创新发展的过程。

 

　　2. 队伍问题，实质是解决“谁来干”的问题，关键在汇聚人才。一个优秀的队伍，一定要有学术带头人，要善于发现、培养和用好领军将才，把他们放在关键岗位，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要有学术骨干，形成团队，发挥好集体的力量，所谓“不求个人第一，但求团体冠军”，也是有效策略。一个集体的文化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好的团队文化不仅能够化解矛盾，而且能够激发活力，形成合力，生长创新力。因此，抓团队建设必须抓文化建设，形成团结奋进、宽松民主、积极创新的团队文化。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平台问题，实质是“用什么干事”的问题，关键是资金问题。现在，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台电脑的研究在逐步减少，“小米加步枪”式科研打不赢现代科技战。现代科技研究，一般都要建设一流的实验室、工程中心，包括一流的仪器、设备、制剂、信息、工作空间乃至大型装备以及工作氛围，因此，建设好一流的研究平台非常重要。

 

　　三个要件都很重要，但人是最宝贵的要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一流的人才队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有了一流的人才队伍，项目、经费、基地等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可以创造出一流的学科。我国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国内高校之间的差距主要在教师队伍的水平方面。因此，我们要格外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眼睛向外，靠引进人才加强队伍建设，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现在的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特别是从建立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动的发展新格局看，人才队伍建设要更加明确“引育并举、以育为主”，更加明确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从“基本立足国内”转到“主要立足国内”。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基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关闭大门，相反，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不仅要继续吸引优秀人才回国服务，而且要吸引外国人才来华服务，努力构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人才高地。

 

五、学科建设要注意发展的阶段性

 

　　和其他事物的生长发育一样，学科的发展也有阶段性和规律性。一般来说，一个学科都会经历从初创到提升再到成熟的过程，有的学科在与环境的适应中进化，保持生机活力，有的则退化，直至消亡或成为“标本”。不久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罗喜胜在一次会议上说：比“学科”更重要的是“问题”。我觉得，此话很有道理。一是说明，现在学科建设的基础条件不错。上述三要件建设不是大问题了，已经进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新阶段了。二是说明，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决“问题”。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我们的学科建设不是为了营造一个已有知识的“博物馆”和培养一批已有知识的“守望者”“看门人”，而是希望造就新知识的创造者，希望解决问题改造世界创造财富造福人民。三是说明，为了解决“问题”，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狭小的“鸽笼式”的“学科”空间，而需要不分你我的多学科汇聚，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些学科进化了发展了，或许又产生了新的学科。这正是学科发展的方式转变的问题。

 

　　为加快学科建设，身处其中的人们应该能有时间静心思考自己的学科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处于什么外部环境，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

 

　　学科的评价应当与学科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学科初创的阶段，对于三大要件建设情况以及学科规范管理的考核评价非常重要。事实上，相关的考核评价对学科建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过度强化各自学科的条件比较和排名以及事实上的功利主义追求，使得学科之间的壁垒加深、围墙高筑；再加上学科设置过窄的先天不足，使得学科交叉融合、汇聚解决问题、协调创新变得困难起来。我想，前文提到的陈洪捷、王义遒等教授的看法以及罗喜胜关于学科与问题的观点，都是对我国学科建设现状的一种十分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就“双一流”建设而言，更应充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已经进入了需要学科汇聚、瞄准问题、重点突破、冲击世界一流的阶段了，需要更加强调以解决重大问题导向，更加强调学科交叉汇聚，更加强调高端人才的培养。

 

六、加强学科建设需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加强学科建设，在学校内部需要处理多重矛盾，诸如学科与学校、学科与学科、学科与学院、学科与重点实验室、学科与专业等多重复杂的关系。

 

　　1. 学校和学科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两者之间不会有大的矛盾，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矛盾仍然会相当突出。如代表学校性质特征的学科和行政指定的重点建设学科不一致，两者的矛盾有时就相当尖锐。不少师范院校就存在此类问题。作为师范院校，教育学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学科是代表学校性质特征的学科，理应得到重点支持；对师范院校工作的考核，也应把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但是，行政指定的重点支持建设的学科有不少是与教师教育不直接相关的学科，而是在师范院校中实力较强的基础性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为好？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重点建设学科的机制应当调整。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先按照“治理”思维而不是“管理”思维即利益相关方协商原则更科学地确定重点建设学科，如采取行政规定数量、学校提出方案、专家审核确定，或其他可行的方法，尽可能地使行政要求和学校工作一致起来。在学校内部，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共进的原则，既要完成好国家给定的任务，又要统筹推进学校整体发展，通过校内重点建设带动学校整体水平上台阶。

 

　　2. 学科与学科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如何使学科之间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有助于学科发展的“生态群落”。当下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学校为提高学校在某些排行榜上的位次，简单地将学科评估位次较低的学科予以撤并。这种撤并，有的是合理的，因为有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关联不大、长年长进不大，成了校园里的“小老树”，砍了也没关系；有的则不然，不仅影响学科生态，而且影响校园安定团结。关于学科之间的交叉汇聚，在现有的学科专业设置框架下，主要应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需要而交叉汇聚，形式主义的捆绑解决不了问题，交叉汇聚的动力还是源于教师。当然，学校要有政策支持学科交叉汇聚。

 

　　3. 学科与专业的关系。一般来说，本科教育往往突出专业建设，研究生教育往往突出学科建设。这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历史惯性。问题在于：如何在本科生培养中两者都发挥作用？事实上，没有一个本科专业教育是只需要一门学科的教育，在选择性或自由度较大的专业的教育中，跨学科的课程就更多。而学科建设对于本科教育最重要的是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因此，课程建设就自然地成为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之间的“介体”。在学科建设中，要以最强的教授建设好本学科的优秀课程，包括编好教材、教案，优秀教师上讲台，等等。而专业建设要以多学科提供的优质课程组合中形成完整的培养方案，达成确定的培养目标。因此，课程建设非常关键，是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介体”，也应该成为学校抓好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这两方面工作的抓手。实际上，这也是解决科研和教学两者矛盾的一个抓手。

 

　　尽管学科建设是学校工作的基础已经成为一句普遍流行的话语，但是笔者认为这主要适用于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大学指导原则，而对于大量的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学校，不必简单套用这个原则。对这些高校，学科知识的获取和更新也非常重要，但主要不是以学校的学科建设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是在与社会的学术交流和教师的知识更新、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中完成的。在这方面，需要学校抓紧的也是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既是学校专业建设之必须，又是教师提高之必需，还是研究型大学的高水平课程建设成果的辐射，体现着研究型大学对高等教育全局的引领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在这些高校里，课程建设是基础，专业建设是重点。总之，在处理此类矛盾中，研究型大学要发声，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规律，尤其在我们这样后发展的国家中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但也不要只有一种声音，更不能让数量仅占少数而把握高教话语权的高校的声音对大多数高校的发展产生某种误导。毕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律和非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律是不完全一样的。大多数非研究型大学应该根据自己办学的实际发出符合办学规律的声音。只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共同发声、和谐发声，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才能演奏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美妙乐章。

 

作者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第7-1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