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正在引发高等教育结构、质量、效益以及供给和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为了充分发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

加快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使之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是当前和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来自历史的经验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配比、联系、组织方式与秩序，是认识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理论概念。高等教育的系统结构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基于社会进步和变革，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并不鲜见，我国历史上也曾进行过多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1952年，为了满足当时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模版进行的新建、合并、撤销、改组众多大学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便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后，为了纠正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教育问题，化解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与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于1985年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等措施开创了高等教育工作的新局面，高校人才培养也与社会需求实现了相对有效的对应。而后，随着市场机制逐渐介入其中，高校办学自主权扩大，市场力量对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地方院校、民办院校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城市经济发展与传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极大地满足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国际竞争主体意识觉醒，通过重点布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方案，集中优势资源创办一流大学，成为国家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建设教育强国，加快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目标，“双一流”建设总体规划又成为新的重大战略抉择，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历次结构调整，推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客观需求，外加国际间大国竞争压力所致。其中有借鉴的“外来经验”，也有创新的“本土实践”，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与国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相匹配过程的尝试与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的，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这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性发展提供了启示，即我们必须深刻思考中国经验形成背后的现实逻辑，警惕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可能陷入的惯性逻辑。

基于现实的观察

我国历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随之带来的高等教育“阵痛”，既是不得不交的“学费”，也是改革的有效尝试。

从教育层次结构来看，高等教育规模扩展速度过大过快，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便会下降，优质教育资源稀释，由此导致教育质量下滑，高校毕业生在面临高就业压力的背景下选择继续升学，研究生入学压力随之增大，整个高等教育结构呈现明显的“学历后移”趋势。

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现象，处于东部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受惠于所在城市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但在欠发达地区，高校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很难相互促进，加剧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有学者曾做过测算，以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区域人才资源的差别，发现2017年全国平均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达2642人，东部平均达3003人、中部平均为2580人、西部平均为2243人；在省际比较中，北京市居全国首位，是青海省的3.81倍。巨大的发展差距带有强烈痛感的区域间的“撕裂现象”，可能会影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协调发展。所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迫在眉睫。

从学科专业结构看，过于强大的行政计划导向和刚性管理，推高了高校盲目求大求全之风，导致了高校学科专业过度雷同，大学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下降，毕业生专业结构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等问题，这也长期困扰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从人才培养结构看，历史形成的专业教育惯性和市场要求人才培养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又一普遍问题。这一矛盾突出体现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类型、课程体系、学科专业组织结构，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特别是对拔尖创新人才以及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缺乏应有的机会和空间。尤其在学科发展日益交叉化、跨学科化趋势下，传统以专业教育为主导的教学组织体系需要做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数量和规模，而是结构的质量问题。结构是有质量的，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质量的存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错位性问题、专业设置与大类培养的问题，都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结构性问题，追问到最后都是结构的质量问题。

对于未来的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高等教育供给结构的整体优化，构建创新、协调、开放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这种体系的构建首要的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按照“四为服务”的办学方针，既要满足适龄青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新高等教育需求，也要满足社会经济从外延式发展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需求，更要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基于新发展格局需求，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格局应是更加公平的。从教育层次和空间分布上看，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需要高效、合理、及时地输送到所需之处，借助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供给等政策工具，合理布局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提升欠发达地区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缝合”高校教育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的“撕裂现象”，以实现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新格局。从教育公平的实质内涵上讲，需要在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确保不论学生的身份地位、资本占有如何都可以拥有相同的教育获得机会和人力资本增值空间。

第二，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格局应是更有效率的。这种有效是指高等教育办学的效率。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出发，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应该实现让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学有所为、学有所得。从社会效率出发，应当遵循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科学地平衡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疏堵结合，鼓励高校办出特色，促进高校差异化、多样化发展，有效解决高校类型结构与人力资源结构不对称的问题。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效率而言，能够推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扎根实际，紧贴产业发展需求，解决高校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

第三，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格局应是更有品质的。这种有品质不仅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直接回应了家长和学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教育诉求，而且应当能够充分体现人才培养过程中统一与多样的结合。既通过严格的质量把关，确保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底线，又让每个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经受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既让天才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又让怪才异才有成长的机会和空间，最终让每个人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格局应是能够引领未来。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应该立足当下，关注当前我国在战略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这既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为历史“填坑”，也是我们需要补习的功课。同时，更要引领未来，在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上大胆前进。当前，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的重点应着眼于“跨学科”人才培养、“跨学科”科学研究、“跨学科”社会服务，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竞争的共同起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我们具有前瞻性的高等教育布局，破除高等教育结构中不合理的壁垒，释放高校学科全面性、研究基础性的优势，推动知识创新，提升我国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为复杂问题解决、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智力支撑。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0日 14版

作者：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