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管科研：开创新的学术领导体制

■本报记者丁佳

“中国科学院从1955年起建成自然科学的各个学部，选出学部委员，与所属一百来个研究所等机构一起，在我心目中是主导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力量和中心。”

中科院院士唐有祺心中的笃定，与1955年6月1日坐在北京饭店的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并无二致。从诞生伊始，中科院学部的使命就被定义为“学术领导机构”，它为曾经历过动荡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撑起了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蓝天。

60年过去，这些尘封往事在这座国家科学院身上留下的印记仍难以磨灭。

“白帽子”怎么管科研

原中科院学部生物学部副主任宋振能在中科院工作了30余年，他也是中科院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与知情人。

1951年3月，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宋振能踩着北京城的积雪，喜滋滋地来到位于文津街3号的中科院报到。

“那时院领导部门除院长、副院长外，协助他们在业务上管理所属那么多研究机构的，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计划局。这个机构于1951年撤销，改为调查研究室。1952年年底或1953年年初又重新恢复。”

宋振能回忆，在这个机构中做具体工作的，就是他们这些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年轻”。当时，中科院金属所筹备处的负责人李熏曾开玩笑说，就靠你们这些“白帽子”，要来领导我们研究所？“白帽子”的说法在计划局曾流行一时，成了宋振能这批虽拥有大学学历但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工作的年轻人的代名词。

然而，对于那时的中科院来说，李熏的这句玩笑话却带有意味深长的内涵。

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出指示，要由中科院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但从彼时的领导体制来看，中科院连本身所属研究机构的学术领导都难以胜任，更谈不上对全国科技事业的计划与指导。

“院里每年确定各研究机构的方向和任务，就靠计划局的人员。”宋振能坦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向任务只是我们对各个单位领导人意见的转述，走走形式而已。1951年，政务院的指示发布后，各部门对中科院都很尊重，召开各种会议都邀请中科院派人参加指导。有的会议院里会请研究所的科学家去参加，有的就只好派我们这些人去‘滥竽充数’，实际上很难实现政务院的意图。”

另一方面，尽管在建院初期，中科院就聘请了252位院内外著名专家担任专门委员，但他们属于顾问性质，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也不可能起到学术领导作用。

为改变这种状况，中科院于1953年2月派出以钱三强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学习苏联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的经验。此后，历经两年的研究酝酿以及233位学部委员名单的艰难确立过程，中国科学院学部，这一被赋予学术领导使命的机构，终于呱呱坠地。

“集体领导就能成圣人”

“学术领导”这一概念，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

中科院实行的是党组为最高领导的体制，而当时院内各级党的领导人在学术上没有权威，必须吸收专家学者参与学术工作的组织、计划和管理等事务。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陈毅曾说：“要想找一位院长、几位副院长，七十二行行行都精通，是不可能的，只有找上帝，上帝又不在人间。院长副院长等组成院常务委员会可以成为领导中心，但是是不够的，得要依靠很大一批力量，就是靠学部的233位。集体领导就能成圣人。”

学部建立后，从体制上保证了专家学者参与中科院的领导，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从1955年下半年起，各学部负责新研究机构的设置计划、学术会议的举办、审批各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评选全国性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最重要的是各学部组织制定了中科院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在此基础上，学部在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建立院属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也在快速推进。

1955年3月17日，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决定分发各研究所执行。按《规程》要求，为加强学术领导，中科院所属研究所应设置学术委员会。

《规程》下达后，9月26日，石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首先成立，以后各所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学术委员会。

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各所均举办了隆重的成立仪式。例如，1957年2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人除了该所学术委员和国内专家，还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植物所和森林研究所的学者参加，列席人数达375人。

“可见，当时大家对学术委员会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科研工作者的作用能得到如此的促进，很多科学家对此是感到欢欣鼓舞的。

而学部组织召开的一些全国性会议，也都有力地推动了各领域学科的发展。

1965年8月，中科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不仅纠正了解放初期我国发生在遗传学领域的偏差，对遗传学科研和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在全国学术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此外，学部还在抗生素、力学、第四纪、地理学、考古学等领域联合或单独召开一些学术会议，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争鸣与困境

在学部成立的头几年，一个两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科院党政领导班子。

一方面要减少学术委员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要落实他们的学术领导权。可要减少学部和学术委员的行政事务，就势必加强了院部党政机关，进而影响到学部的学术领导权。

对于这种冲突，不少学部委员也有所察觉。在1957年5月23日召开的中科院全体学部委员第二次大会期间，一些学部委员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在生物学部的会议上说：“科学院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在专门搞‘科学’，另一部分人则在‘办院’。办院的人辛辛苦苦，关着门搞，搞得机构重叠，形成了墙……另一种领导需要拿出工作，来让人家看齐，而不是发号施令。这种领导不在文津街3号，而在这儿——全体学部委员。”

李熏则说：“科学院是外行领导内行，任务与能力矛盾……科学院党政不分，党内商量好，党外来执行，干涉所长权力。科学院成立学部，抄苏联，未真正解决问题。”

其实，如何理顺学部与院部其他机构的关系，给学部以适当定位以及如何通过学部进行学术领导，这些类似问题已多次在院党组会议上讨论过。但在当时的组织体制下，均未取得结论性的意见。

然而，第二次学部大会后仅隔数天，“反右”运动就拉开了大幕，上述学部委员的言论尽遭批判。尽管由于时任党组书记张劲夫力保，汤佩松和李熏免于被划成“右派”，但仍有不少人受到冲击，学部委员的荣誉性也随之丧失。

“‘反右’后，学部如何起作用？这是当时学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王扬宗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学部委员个人的作用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分学部办公室的作用越来越强，成为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成为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在“文革”后期演变为各业务局。

“科学宪法”的庇佑

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风雨中，一些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名存实亡，学部的职权也被进一步削弱，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亦被扰乱。

为扭转“反右”以来一些“左”的做法对科学工作的干扰，1961年，中科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这一文件获得中央批准后在全国科研机构中试行。

据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回忆，“科学十四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当时文件上就写着‘不能乱贴标签，不能无限上纲’。”

同年8月，中科院为贯彻“科学十四条”，颁布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即“七十二条”）。“七十二条”特别指出，所一级的组织是全所的领导核心，研究所下属各级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

至此，中科院学部的学术领导职能才逐渐开始恢复。“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得以恢复和加强，强调了科学家的作用。在研究室层面，党的领导弱化了，科学家‘红’的标准降低了，大多数科学家脑袋上的‘紧箍咒’没有了。”王扬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技事业的历史上起了扭转极“左”影响的重要作用，被邓小平誉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科院学部几经起落，在许多史学家眼中，其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但以学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研管理架构，却在中科院一直延续至今。

2013年8月，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指出，以学部为主体建立院学术委员会，就是要部分恢复学部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学术管理职能，加强全院的学术管理体系建设。

这，或许就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最好回应。

《中国科学报》 (2015-05-19 第1版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