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下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到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至2015年10月24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议：“……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可见，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始终有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同处亚欧地区、亦是非英语母语国家且在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均处于劣势的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出台了国家政策?政策制定背景如何?政策内容有何差异?建设成效有何异同?本文将回答以上问题，以期对中国新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带来启示。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奥特巴赫(Philip Altbach)教授说：“提到世界一流大学，人人都想要，却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也没人知道怎么去得到她。”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对于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做出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菲利普·奥特巴赫认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科研卓越、学术自由、治理灵活、设施完备以及资金充足五个特征”。凯瑟琳·莫尔曼(Kathryn Mohrman)等人归纳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八大要素，即“具有全球使命感、科研力度强、教授角色新、基金多元化、招聘全球化、复杂度递增(increasing complexity)、新型政府—企业—学校关系以及合作全球化”。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原主管贾米勒·萨尔米(Jamil Salmi)博士认为：人才汇聚(包括汇聚一流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资源丰富(拥有充足的公共预算、捐赠与资助、学费收入和研究基金)、有效治理(优秀的领导团队、追求一流的战略愿景、公平的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以及追求卓越的文化等)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要素。学者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和要素的研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定义。
目前，世界上的大学根据其主要目标可分为三类，即：地方一流大学、国家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将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和要素基础上，结合大学的三大功能(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对比地方一流大学和国家一流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给出定义。韩国学者申荣澈(Jung Cheol Shin)认为地方一流大学、国家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上有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
综上所述，我们将世界一流大学界定为主要利用公共经费，在基础性和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研究长期的全球性基本问题(例如：全球变暖、人类健康和清洁能源等)，创新性地培养全球领导者，非盈利性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大学。
尽管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和要素，甚至界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并不困难，但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选择与实施过程却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以至于世界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选择各有差异，我们将在下文分析母语均为非英语，教育体制均为中央集权制的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下文简称德、法、日、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
二、亚欧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比较
上追中世纪巴黎大学与意大利大学，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角逐，下溯20世纪90年代以来，QS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等机构发布的各类大学排行榜，国际社会中大学的竞争可谓愈演愈烈。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2005年德国启动“卓越计划”(Initiative for Excellence)、2010年法国启动“卓越大学计划”(initiatives d'excellence)、2002年日本实施“21世纪卓越基地计划”(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COE21)、1999年韩国启动“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the Brain Korea 21 Project)，(下文简称“BK21工程”)，四国分别开始建设各自的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是行为的依据和指南，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依据和指南，德、法、日和韩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由于其所处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同，其政策背景、政策内容及取得的成效必然有差异。下文我们将从这三个角度对德、法、日、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进行剖析。
1.德、法、日、韩世界一流大学政策背景比较
鉴于上文学者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和要素(即：经费充足、人才汇聚和有效治理)的研究，我们认同经费充足、人才汇聚和有效治理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从经费、人才以及治理概况三个维度来比较德、法、日和韩四国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制定背景。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越高，就越有经济实力投资教育，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以及科研经费也会越高，四国高等教育经费比较，如表2所示。
德、法、日、韩四国在制定各自的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时，从人均GDP来看，除韩国人均GDP为10 432.2美元外，德、法、日三国的人均GDP都在3万美元以上，其中法国由于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时间(2010年)较其他三国晚，达到41725.9美元，为四国最高；从教育经费/GDP来看，法国最高，为5.7%，其他三国的比例在4%左右，相差不大；从高教生均经费/人均GDP来看，法国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在人均GDP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37.2%，日本次之，韩国最低；从科研经费/GDP来看，日本最高，达3.1%，德法韩三国均在2%左右，相差不大。
综上所述，尽管四国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时间不一致，人均GDP和高教生均经费/人均GDP的差异较大，但是四国的教育经费/GDP和科研经费/GDP比较接近，说明四国对教育和科研重视，为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奠定了思想和经济基础。
有了思想和经济基础，德、法、日、韩四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人才状况如何呢?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终究要靠建设主体(即：高校教师和学生，其中高校教师包括了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来完成，下文我们将从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高等教育人口三个维度来比较四国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当年的人才状况。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时，日本教学人员总数(318 314.0)最多，德国和法国教学人员总数相当，韩国最少；从研究人员在1 000个雇员中所占比例来看，日本(9.7%)最多，其次为法国(9.1%)，最低的是韩国(4.9%)；最后从25-34岁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来看，日本(47.8%)仍然跃居四国之首，其次是法国(42.9%)，最低的是德国(22.5%)。
可见，德、法、日和韩四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储备差异较大，其中日本的人才储备最完备，法国次之，德国和韩国则在研究人员和高等教育人口上各有劣势，因此，综合人才储备概况较德法较差。
德法日韩四国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时，在经费和人才概况有以上差异，那么在高校治理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将在下文分析四国的高校治理概况。
德、法、日、韩的高等教育体制均属于集权制，因此其在大学入学权、大学所有权、财政预算、课程设置以及教员身份上都受中央政府或者国家的控制，极其相似。以上表征高等教育治理的7个维度中，唯有差异的是学费，德国和法国的高校学费是免费的，而日本和韩国的高校是收取学费的，这是由亚欧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差异造成的。
2.德、法、日、韩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内容比较
德国现有324所大学，其中117所综合性大学，207所应用型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05年6月德国启动“卓越计划”，重点扶持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团队。该计划分两期执行，第一期计划从2006年到2012年，投资19亿欧元，共资助86个项目，包括39个研究生院(graduateschools)，38个卓越集群(excellenceclusters)和9个未来构想(institutionaldevelopment concepts)项目，第一期计划已结束；第二期计划从2013年到2017年，投资27亿欧元，共资助59个项目，包括25个研究院，27个卓越集群和7个未来构想项目，第二期计划处于正在建设期。
在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法国大学表现不尽人意，法国称其为“2003年危机”。为了应对此危机，继2006年重科研的高等教育研究计划(Poles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sup erieur，PRES)和2008年重基础设施的校园行动(Operation Campus)推出后，打造5-10所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法国出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法国大学的世界地位的“卓越大学计划”(Initiativesd'Excellence)99。该计划由法国国家研究署(Agence National e de laRecherche)负责，总投资63.5亿美元。该计划分两期执行，第一期从2010年到2013年，投资31亿欧元，共资助3所大学；第二期从2014年开始，投资20亿欧元，目前处于建设期。
通过实行倾斜式的重点科研项目优先拨款，引导和促进大学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2002年6月日本正式启动了“21世纪卓越基地计划”。该计划注重以学科方向为单位的教育研究基地的建设，共投资5.25亿美元，分3轮进行。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研发人员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1999年韩国启动了“BK21工程”计划。此计划从1999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为期14年，分两期进行(第一期1999-2005年，第二期2006-2012年)，总投资36.4亿美元，由3个并行的子计划构成，即：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建设地方一流大学以及与世界知名大学建立科研与教学伙伴关系。
可见，德、法、日、韩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上有以下异同点：首先，从建设资金来看，德、法、日、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资金相差悬殊，其中，法国建设资金最雄厚，达63.5亿美元，日本为5.25亿美元，资金最少，仅为法国的1/12。其次，从建设周期来看，除韩国“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建设周期为14年，分两期进行外，其他三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通常是5年为一期。再次，从建设对象来看，法国“卓越计划”、日本“21世纪卓越基地计划”以及韩国“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都将大学作为建设对象，德国较为特别，除了建设大学外还注重建设研究生院。最后，从建设数量来看，四国都选择了将少部分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即“集中战略”(concentration strategy)。这一战略不仅造成了四国各自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使命的差异，而且挑战了高等教育的平等发展的传统理念，在秉持“所有大学均为研究型大学”理念的德国和以“平等、民主”为大学和国家核心治理原则的法国挑战表现得尤其明显。
3.德、法、日、韩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成效比较
2008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Sciences)组建了德国卓越计划评估小组对“德国卓越计划”进行了评估。评估小组认为：“德国卓越计划”极大改善了参与大学的基本面貌，促进了跨学科合作，为青年研究者(特别是博士后青年研究者)提供了科研机会，但是该政策也对德国的大学治理、人力资源发展以及学科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大学治理方面，获得了卓越计划慷慨资助的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变得过于独立，不仅背离了德国强化大学领导和管理的初衷，而且造成了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内部管理的分化。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研究集群和研究生院为初级研究人员和博士后提供了大量职位，但是大部分博士后职位不是终身职位，而是仅有5年资助的短期职位。此外，大部分研究集群和研究生院所进行的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其他大学并无此类研究，这就对初级研究人员和博士后5年资助期研究生涯结束后的退出造成了问题。在学科发展方面，学者朱恩(Zürn)批评“德国卓越计划”偏好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学的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在该计划的第一轮遴选时得到的资助过少。
尽管排名一流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在“2003年危机”的刺激下，法国2010年“卓越大学计划”的外显目的仍然是提升其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的位次，时至今日法国甚至并未达到这一直接目的。
从危机开始的2003年到2010年，尽管法国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强、前300强和前400强的学校总数各增加了1所，但是前200强的学校总数反而下降了1所，而前500强的学校总数仍为22所，与2003年的总数保持一致；从“卓越大学计划”开始实施的2010年到2015年，虽然法国大学进入前100强、前200强和前300强的大学各增加1所、1所和2所，但是前400强和前500强的学校总数依然不变；2003年至2015年，法国始终没有进入世界前20强的大学。
2002年，日本21世纪卓越基地计划在吸引广大媒体注意的同时，对日本的每所大学也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目前，日本21世纪卓越基地计划主要获得了以下成效：促成了极致的研究，建成了教育基地，雇佣了青年研究人员，建立了大学校长领导下的有效治理结构，促进了校企合作，实施了双专业教育体系。
2008年，韩国研究基金会(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委托世界著名智库机构——兰登公司(Rand Corporation)对“BK21工程”的成效进行评价。依据“BK21工程”的目标、任务、投入、激励机制和活动，再结合其产出所构建的逻辑模型和线性回归数量模型进行评价后，兰登公司认为：“BK21工程”在扩大韩国知识分子规模和提高知识分子质量的同时，极大提高了科研质量。例如：“BK21工程”实施的第一阶段(从1999年到2005年)，韩国科技SCI科技论文由3 765篇上升到7 281篇，SCI论文数国际排名由第16位上升到第12位，论文篇均影响因子由1.9上升到2.43。
自1999年以来德、法、日、韩四国在大同小异的大学治理状况、相差无几的教育经费/GDP和科研经费/GDP占比，但人才储备迥异的背景下都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在各自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尽管四国均选择了将少部分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集中战略”，但四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资金相差悬殊，建设周期长短不一，扶持对象各有偏重，所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诚如法国学者里昂·克雷莫尼尼(Leon Cremonini)所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大大增加所建大学的外部资源(包括优质的师资、生源以及科研经费等)，系统地改善所建大学的基本面貌，促进所建大学新产品的产出以及提升所建大学的声誉。”但是，高等教育平等发展的伦理价值在四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受到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